白发皱纹，道不尽六十年沧桑。当年俊美倜傥的甘扬道，在老同事佩恩（Marvin Penn）的眼中，已辨认不出。

“你当真就是甘扬道医生？”佩恩推开臂膀里高大的甘扬道，望着他，不可置信地再问，然后佩恩冲着我笑着说：“当年，他要邀哪个女孩出去，哪个女孩就跟他出去！”

五十八年前在巴塞罗那，佩恩是甘扬道手下精明能干的总管。从采买、会计到输送病人，一切包办。战后佩恩回了加拿大，他们就再也没有彼此的音讯了。“你后来到底去哪了呢？”佩恩好奇地问道。

“从西班牙撤退之后，在法国集中营里关了一阵子，然后我去了中国。最后再辗转从苏联回到保加利亚。”甘扬道淡淡地说。

粗枝大叶的佩恩也不再追问下去。在战争的岁月，一个保加利亚医生去中国干什么？他的中国妻子又是怎么一回事？

转往中国参加抗日战争

打完西班牙内战后，有二十位外籍医生志愿去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甘扬道就是其中的一位医生！1939年他们抵达贵州省的图云关，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他在湖南、云南的抗日前线抢救伤员病患，和中国士兵吃同样的口粮、睡同样的床铺。一直到1945年，甘扬道带着在红十字会相识的妻子张孙芬和三岁的儿子保中，离开了中国。

现在，在这二十位参加中国抗战的外籍医生中，除了甘扬道之外，只剩下一位医生还在世，他是九十岁的德国医生白乐夫。可惜他正卧病在床，无法出席。他的妻子、女儿和女婿都代表他出席了盛会。

西班牙是个多情的民族。但这次，我们才体会到她还有深情的一面。六十年前来自世界各国的战士，浴血在西班牙的红土地上，达两年多之久。对这两年多的恩情，西班牙人民从未忘怀过。尽管在佛朗哥独裁统治的三十六年，教科书上颠倒是非，六十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儿孙辈志愿到机场去迎接老战士，为他们推轮椅、提行李、当翻译；西班牙几十个大城小镇争相迎客，为他们立纪念碑、送鲜花、倾出土产美酒宴恩人；在走出巴塞罗那的省议会时，他们的儿孙辈早已挤成两道人墙，欢呼叫嚷掀了天，争着要一握这些英雄枯萎的手掌。

当年，国际志愿军到西班牙后，先是到马德里东南四百四十公里的阿尔巴塞特报到，然后分配到附近的小镇接受短期军训。其中有个小镇，在阿尔巴塞特正北三十八公里处，叫马德里格拉斯（Madrigueras）。今天，镇上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安东妮亚（Antonia），听说国际志愿军要到阿尔巴塞特来，早早遣了家人到火车站去迎接。结果因为早去了一天，扑了个空。

第二天，老战士们在一片旗海欢呼下，抵达了阿尔巴塞特火车站。英国志愿军特别提出要求，要去马德里格拉斯，看看当年他们的训练营地。待汽车开到小镇时，已是日暮黄昏了。小镇中心有个教堂，酒吧就在它的旁边。马凯推着轮椅上的父亲——原英国志愿军柯鲁克进了酒吧，去打听安东妮亚的下落。酒吧里的人问安东妮亚姓什么，八十六岁的柯鲁克也说不清，问她住在哪，他也记不清了。就在七嘴八舌众说纷纭下，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找上门了，对着马凯，指着手上的一张照片说：“找这个人！”马凯一看，呆住了，“这不是我父亲吗？”他叫道，妇人一下子眼泪就流下来了。她正是安东妮亚的外甥女！

原来英国老战士们到了小镇，就四散在大街小巷。安冬妮亚的外甥女一看是英国人，就问有没有柯鲁克这个人。经人指点，就找上酒吧来了。马凯问她手里这张照片哪里来的，她说：“哎呀，这照片是我大姨拿出来给我的。”马凯听父亲说过二十年前曾来此地寻访过安东妮亚，于是说道：“二十年来，你大姨还这么保管着照片。”挂着泪痕的她，笑开来说道：“她可把这张照片当作宝物似的，老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