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星期六，汤姆森打电话给我，说自己的摩门教朋友告诉他，《星期日泰晤士报》可以取得隐居的百万富翁霍华德·休斯[6]的自传。就在当时，有一部克利福德·欧文给休斯撰写的伪自传。汤姆森得到内部消息，休斯准备重新出山，讲述自己的故事。

第二天，我们就飞到了迈阿密，却一直没能见到休斯本人。他的律师切斯特·戴维斯和摩门教助手，在汤姆森与休斯的住所间来回穿梭。谈判中汤姆森的失礼让我大跌眼镜，好在他调整了过来。得知对方接受了我们给自传和连载版权的报价后，汤姆森喜出望外。

不消两三天，最终的细节文本就能够出炉。此时，休斯的随从却在本书的编辑控制权上不肯让步。我告诉汤姆森，这是不能接受的。就在对方还在极力反对时，他不动声色地终止了这笔交易。几个月后，我们推出了一本关于骗局的小书。休斯诸人为此向汤姆森大发牢骚。我听到他这样评论道：“嗯，是本好书，写了不少有趣的事，我很喜欢。”

有传闻说，汤姆森只读报纸上的广告，间或读点编辑内容。他也喜欢清点广告数量。不同于默多克的是，他有兴趣和耐心阅读长篇报道。在飞往迈阿密的途中，他通篇浏览了《观察家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并给出了高明的意见。（另一个典型事件，当我带着《迈阿密先驱报》和《华尔街日报》出现在早餐会上时，他嘲笑我是铺张浪费。）

从汤姆森到默多克的转变，也是由光明走向黑暗的过程。报社诸君也在暗夜下日渐式微。在汤姆森父子手中，编辑独立性是完全的、纯粹的。这不单纯是一个事实，更多的是一种赞美。借由正当的自由和资源，新闻报道得以大显身手。

不可否认，新闻业的自由与政府和法律不无关系，外在的约束是十分必要的。我也花费了编辑生涯的大多数时间来寻找暗藏其中的中庸之道。1974年的格拉纳达市政厅演讲[7]因为法律的蔑视和自满而搁浅。较之美国新闻界，英国的新闻界只能算“半个自由身”。在我看来，这个称谓现在仍然适用。

对《星期日泰晤士报》来说，它完全有能力摆脱身上的桎梏，在谋求公众利益上取得成功。因为，它拥有无与伦比的内部自由，还有一群能够把握机会的优秀员工。汤姆森和汉密尔顿给予了我们坚定的支持。当有人试图借法律之手堵住我们的嘴巴时，他们会在背后无怨无悔地提供金钱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们所创造的环境，抚育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天才记者。真理难以捉摸，但这些记者都清楚，这才是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