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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克罗斯曼日记

让内阁暴怒的秘密日记

罗伊·汤姆森从不在星期六造访《星期日泰晤士报》。我们总是通过电话交谈。1975年1月25日夜间，他和儿子肯尼斯一起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想必是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他们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而我则告诉他们：“你们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夜晚。”

眼下，印刷机器在一刻不停地忙碌着，我预料到政府随时可能会授权一道法庭令来阻止我们。总检察长办公室威胁将采取行动，我们的律师也严阵以待。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当时身在契克斯别墅[1]。应他的要求，一名唐宁街的通讯员前来取走了初版的两件副本。

引起官方如此震动的，是刊登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占四个版面的报道。我无视内阁秘书的警告，面临违反《国家保密法》的刑事诉讼，不管多少人竭力阻止我，也要公布摘录的克罗斯曼日记。当然，这也是首次对该日记内容进行的一系列长篇选载。

作者理查德·克罗斯曼是前英国劳工部长，他知道公布日记内容必定遭遇阻碍，因此留给妻子和遗著保管人的遗嘱就是顶住官方压力发表日记。我决意公布这个重要的秘密，但也担心政府会颁布禁令阻止我们。所以即使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内部，也只有6个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总编辑丹尼斯·汉密尔顿、2名报社律师、我的副手弗兰克·贾尔斯、印刷总管和负责页面设计的罗恩·豪。

深夜，印刷总管独自排完了10 000字的选摘。毛条校样[2]的工作甚至没有调墨[3]。按照惯例，我通常会在周六晚间给白厅[4]送去印刷副本。然而这次，我决定隐瞒不报。

肯·汤姆森看起来有些担心。他的父亲透过那副厚重的眼镜眨了眨眼睛：“哈罗德，你很开心对吗？”

“是的。”我回答道，感觉自己好像站在被告席上一样，“里面都是有关内阁会议的事情，没有触及国家机密，完全符合公众的利益。人们有权知道政府的管理手段……”我向他保证，律师已经给出过建议。

“值得一读，不是吗？”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