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大幕

故事的大幕开始缓缓升起。我们写信给了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1939年，他接过“C”[1]的衣钵，成为军情六处的主管，最后在威尔特郡退休。孟席斯委婉地拒绝了我们的见面请求，但他补充道：“菲尔比乃一介鄙夫。”有意思的回答，却也抛给了我们一个难题：如何找到与这一介鄙夫有交集的军情六处官员？

培智在普通的参考书中觅得了一丝线索。在《名人录》中，菲尔比前后的许多人都被打上了“外交部”的印记。培智将这些名字，同外交部官方公布的外交官名单做了比对，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可能的结果是，这些本来就是情报官员的人在填写《名人录》词条时，搁置了职业生涯的部分：“为英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这显然不能摆在台面上讲。另外一个典型的线索如下面的词条所示：“1950年至1953年，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第一安全官。1958年退休。”有五年的时间不知所踪。

大卫·列治前去拜会了作家西里尔·康纳利。后者曾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书评人，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私交甚笃。1953年，他写了一本有关二人的书《失踪的外交官》（The Missing Diplomats）。康纳利从玻璃橱窗内拿出了该书的副本，页边还标注了信息来源。他对自己卷入的这场新闻追逐战并无不悦。我们通阅了所有涉及战时海外间谍活动（军情六处）和国内反间谍活动（军情五处）的文学作品。

我们开始拨打电话。很多人接通后会说：“对不起，受《保密法》所限，无可奉告。”尔后便挂掉了电话。也有些人会和你大谈特谈，不过大多是些无关之事，比如：为特别行动处（SOE）炸断桥梁，或是替军情五处在干草垛里找德国佬。

当时的菲尔比，是军情六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在前印度军队警察和情报输出之间建立了桥梁。凡是见过他的人，大多对他迷人的结巴难以忘怀。另一些掌握“近况”的人，只愿说个大概。常常有记者跑了一天却颗粒无收，对于他们表示抱歉和失望的措辞我已是习以为常。

我们意识到无法从战后时期获得所需，除非探得一些内幕。在访谈结束时，我们常常会询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或“菲尔比都做了什么”之类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对受访者的访问添油加醋，反正法庭才是需要我们准确信息的地方。信息少得可怜，部分得到证实，部分却被否认，有些甚至仅是一些暗示。但带着支离破碎的信息，我们做了下一个采访，不想竟有额外的收获。手中的信息也开始向周遭辐射。残留信息在不断地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