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泰晤士报》书评人休·特维-罗伯是牛津大学历史学家，他曾在战时从事情报工作，与菲尔比有过一面之交。无独有偶，特维-罗伯也认为他颇具魅力，但稍显冷淡。后来有一天，他们在觥筹交错间谈到了历史分析，菲尔比突然斩钉截铁地说：“要说历史分析，马克思的《十八世纪路易斯波拿巴的雾月革命》可谓冠绝史林。”他比任何拥趸都要欣赏这篇文章。这样的双面生活开始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大卫·列治也曾是剑桥的学生。他重返母校，探寻20世纪30年代的剑桥往事：一群穿着粗花呢夹克、身背法兰绒包的年轻学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愤世嫉俗。其中几位，因为拉姆齐·麦克唐纳[2]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出离愤怒。

列治带回的消息显示，菲尔比早已是一名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剑桥毕业后，他骑着摩托车去了维也纳，左派和法西斯分子的巷斗让他备受折磨。培智致电埃里克·戈迪，试图搞清这个年轻人在维也纳干了些什么。1933年至1934年间，后者曾在维也纳做新闻记者。

列治得到的答案是：帮助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偷渡出国，并娶了其中一人为妻。然而，1934年回到英格兰后，菲尔比却逐渐疏远了左翼观点，加入了一个上流社会的亲德组织，做了《泰晤士报》驻佛朗哥军队的记者，报道西班牙内战。“瞧，他从这时起就建立了新的身份。”培智走进我的办公室，不无欣喜地说，手中还拿着一张1936年菲尔比出席英德联谊会晚宴的照片，“我猜他早在维也纳时就被征召了，并且为俄国人工作过一段时间。”

一名前外交部官员批准了照片的长期使用权。此人是英国圣公会礼文方面的专家，约翰·巴里碰巧在公寓里遇见了他。“天哪，”他说，“为什么没有人仔细阅读我们起草的声明？”这是一行希斯于1963声明中的话：英国“现在意识到”菲尔比从“1946年之前，就开始为苏联当局工作”（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换句话说，他们认定菲尔比在1946后沦为苏联特工，只是不确定具体的时间；稍后才发现，菲尔比早在1946年之前，就开始为苏联工作。1940年以来，他都在英国情报部门做了什么？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紧迫。然而，我们除了战争之外，一无所知。

列治前去寻求前同事阿隆·格温·琼斯的帮助，希望借此找到新的突破口。然而，这位前《泰晤士报》国防记者（时任外交部一位部长，人称查尔芬特勋爵）却把列治和培智请到了他的办公室。“你们必须停止一切调查，”他说，“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危险。你们可能会在帮助我们的敌人。”这是官方封杀菲尔比事件的首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