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藤摸瓜

这是一则改组和灾难并存的故事。我不能寄希望于格林希尔和乔治·威戈。后者是军需部长和首相顾问，我曾在唐宁街10号与他有过一面之交。这两人断不会告诉我机构的变化和菲尔比在阿尔巴尼亚惨案中的角色。

汉密尔顿曾经传达过我们的高尚目的，但官方的敌意并未由此缓和。总有人暗示说培智是共产党人。我为此总结了一套标准的回复：“嗯，他已经被安全地关在葛莱氏法学院路的一家劳动营里了。”培智早被禁足在一个X计划的办公室，逼得每个人都像他一样，努力评估手头的现有资源，紧跟日益增多的线索。

到了9月中旬，培智的高水准长篇备忘录已经蓄势待发，内容主要是对菲尔比变节行为和其中原委的研究：一段时期内，是什么让英国情报部门在一个人的意图面前如此脆弱？这无疑填补了20载的空白史。

稍后大卫·列治的工作更是为此锦上添花。电话簿是记者们主要的信息来源。列治在其中查询到了一个姓菲尔比的人，他顺藤摸瓜，找到了“菲尔比.J”——菲尔比第二段婚姻里与艾琳的长子。

约翰·菲尔比住在汉普斯蒂德一间地下室公寓里，身边只有几只阿尔萨斯犬陪伴，他前20年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他曾有志成为一名战地摄影师。

“你可以为你的父亲拍张照片吗？”列治问。一个流亡的叛徒与他的儿子，这种辛酸的关系多少会让儿子流露出对父亲与生俱来的感情。约翰·菲尔比不久便远赴莫斯科，并且带回了一张父亲站在红场上的照片。一些我们根据已知事实做出的猜测也得到了证实。“1933年，我接到了打入英国情报部门的任务，”他对儿子说，“不管要花费多少时间。”

“菲尔比是一个无聊的家伙。你们应该放下他，多做些克格勃的文章，”格林希尔说，“这个主题更有趣，我们很愿意提供相关资料。”我告诉格林希尔，我决意尽快公布菲尔比的部分事宜，对克格勃的东西没有兴趣。另外，我也安排了雨果·杨和他见面。

他们在旅行者俱乐部[1]共进了午餐，格林希尔还带来了一个名叫特伦斯·莱基的人。很显然，他不是军情六处就是外交部情报分析部的人，这个部门是在战后为应对苏联的宣传攻势所设。在他们穿过圣詹姆斯公园，返回外交部的路上，格林希尔叮嘱杨有必要把菲尔比描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浑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