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杨被安排在了外交部的一间空房里与莱基见面。在此期间，他就像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孩一样，接受着有关克格勃罪孽行径的宣讲，真是漫长、初级而又委婉的一课。几天之后，他又在报社收到了一封未作标记的信，其中包括了一张军情六处推测的、巨大的克格勃结构图。信上没有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

杨认为，当局业已放弃了阻止出版的动作，只是努力让菲尔比不要以任何英雄形象出现。如此一来，就能自然地提醒公众，克格勃的魔爪已经伸到了当代英国的大街小巷。然而，9月22日那天，我收到了一则来自广播和报纸国防机密通知委员会的警告。内容是关于英国情报机构的，具体细节如下：

责令你方禁止公布如下内容：

（1）英国情报机构或反情报机构以国家安全为目的，而在英国内外从事的秘密的情报活动。

（2）任何地位或官职的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雇员现在的身份、去向和曾经参与的任务。

国防机密通知只有在委员会的媒体代表同意官方案件需要审查的情况下，才会予以颁布。这似乎在警告我们，《保密法》禁地不得擅自闯入。总检察长也许会在起诉中引述违反规则的条例，但是通知本身并没有法律效力。我决定忽略上述要求。

委员会秘书称，作为摘要的一部分，有关情报方面的国防机密通知会分发给所有编辑。《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铁血律师詹姆斯·埃文斯给我写了一份备忘录，表达了他对菲尔比与国防机密通知之间的关系极度不安。我告诉汉密尔顿，我打算对此置之不理。如果我们接受上述两段的要求，那八个月来的调查势必会付之东流。

另外，眼下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培智起草的“洞察力团队”文稿讲述了菲尔比如何在战时抓住机会，将一名铁杆的爱国者招入情报机构的事情。此人是菲尔比在威斯敏斯特和牛津的校友。20世纪30年代初，二人一起游历过欧洲，此人也深知他过去的主张。这是一则菲尔比笼络个人忠诚的例子。1951年后当菲尔比备受冷落时，以及1959年当他和埃莉诺在霍尔本结婚登记处登记结婚时，此人心甘情愿充当见证人的角色。

问题是，就在我们接近出版时，他仍是军情六处在香港的现任人员。培智为了可信度起见，仍想保留他的名字。对于这可能将英国特工置于危险境地的言论，培智不屑一顾，但在这点上我有所顾虑。培智还认为，把迪克·怀特的名字用“C”代替实在是荒谬至极，对此我表示完全赞同。不过，汉密尔顿则希望二人的真实身份都能够秘而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