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星期日泰晤士报》都是在你的控制之下。如果要我说，我亲爱的罗伊，你但凡能行使一点点控制权，我们都会非常高兴。你和你报纸的行为，正在深深地伤害这个国家。我们中有些人认为是时候停下了，英国不能给俄国人开这个头。我要求你和你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认真考虑一下，看在上帝的份上，适可而止吧。

第二天早晨，汤姆森打电话给我：“不要担心乔治。”在晚宴上，他把布朗的言辞称作“一张典型的外交部长的明信片”。汉密尔顿建议我坐进下议院的新闻记者席，这样我就有机会接受来自议会议员的公开谴责。然而，结果却是首相对外交部长的一顿训斥。

我顺水推舟地否掉了菲尔比的书，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不久之后，该书被《星期日快报》连载出版。格林希尔用典型的外交部式回答表示了感谢：“一切都很准确。”

菲尔比案的调查是“洞察力团队”的一块试金石。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小组。尽管我们面对着巨大的资金压力，汉密尔顿或汤姆森却没有任何怨言。相应的解决方法，更是为以后的努力提供了创造力：在未来的15年，我们把主要的工作汇集成书，付诸出版。眼下这本就是今后30册书籍的开山鼻祖。它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并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凭借这种方式，我们得以向公众展示全部的劳动成果，激励员工，并为一些高昂的新闻工作提供经费。

尽管引发了抗议的浪潮，我却从未为菲尔比的调查后悔过。是菲尔比和那些保护他并掩盖自己无能的人，“正在深深地伤害这个国家”。我们的工作表明，阶级团结并非诉诸信任的依据，有太多的秘密让错误和无能成为永恒的主题。

菲尔比一案，让众多无辜的生命就此逝去。作为一名前地方性报纸的主编，这也是我第一次和中央政府如此深入地打交道。它的礼貌谦恭让我着迷，但其奉行的哲学却让我不敢恭维。曝光的往日错误，经由菲尔比一案铸成的大错达到顶峰。外交部或政府认真细致的决议对此无能为力。

逃避和谎言没有真正的理由。然而，新闻界为失踪的外交官奔走疾呼，却是困难重重。对这三个叛徒的任何调查都会让政府寝食难安。我们的调查可谓四面楚歌，且花销不菲。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议员个人容易受到误导，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力，因而很难与执政当局相抗衡。接受公众问责是情报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至少这在美国是被普遍认可的。毫无疑问，菲尔比一案表明，公众问责在未来没有自发产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