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再跟你提这个案子了。”我被释放后，丹尼斯·汉密尔顿说，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此，我们不再轻易地挑战法律。不过，埃文斯深知我的耐心已尽。为了刊登有关药物最初的制造方法，我已经等了三年的时间。他担心这些基于英国酿酒公司内部文件的文章，会让五年前的一幕重演。毕竟，对于我们获得这些文件一事，对方全然不知。

就格兰泰公司的草率和欺骗，我很快公布了一份四页的调查报告。御用大律师大卫·赫斯特警告说，这会被视作对法庭的公然藐视。如果英国的案件付诸审理，就会对报告中涉及的问题进行详细讨论。我并没有在一棵树上吊死，同是御用大律师的彼得·布里斯托的见解就显得更为乐观。他认为不会有报复行为发生。

不过詹姆斯·埃文斯坚称，除非等到每件案子审理完毕，否则，一旦公布任何关于英国酿酒公司在英制造药物的信息，我就会面临法院发出的拘禁令。没有人怀疑埃文斯的判断。和所有人一样，他对这些限制也是深恶痛绝。不知从哪里来的灵感，他认为我们应当把文章放进校样模板，然后带着校样在英国酿酒公司位于圣詹姆斯广场的总部溜达，希望报道将要付印的假象会刺激他们做出解释，并且勉强同意报纸的发行。

我们开始将这个想法付诸行动，不过我并没有抱任何期望。英国酿酒公司的御用大律师约翰·威尔默斯具有最敏锐的法律头脑，他们在寻求总检察长保护方面，一直保持了极高的热情。鹿死谁手，尚难定论。我们或许会收到一纸禁止出版的法庭禁令，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