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艾格尔峰”

连续报道的风险巨大，不过一旦成功，将会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筹码。我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就意识到，某些情况下仅仅披露一次真相是不够的。当年我就曾以为，《曼彻斯特晚报》的一篇报道足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然而我错了。

不久之后，我转战《北方回声报》，参与了蒂莫西·埃文斯的错判绞刑调查。那时，我每天都会公布一些事情，并且在初见成效前持续了数月时间，甚至于一些员工都对这样的循环往复心生怒火。伟大的《纽约论坛报》创办人霍勒斯·格里利曾说过：“一个新闻从业者对宣传活动厌倦之时，就是引起公众群体注意之刻。”

1969年，第二批法律案件再次让一切重归审理之中。我们随后刊登的那篇《一磅肉价值几何？》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不久，大卫·梅森当庭反目。《每日邮报》根据他讲述的故事，连续刊载了三篇引人注目的报道，却因总检察长的一纸警告，弄得有口难言。其他的新闻同行也引以为戒。

另外一则“诉讼代理人梅森和其他五个家庭被踢出审理”的新闻标题，也曾引起过一阵骚动，不过并没有引发任何连锁反应。出于对藐视法庭罪的恐惧，报道大多是雷声大雨点小。BBC电视台的一档《24小时》节目，原本计划对受害儿童的父母进行采访，却也因为英国酿酒公司的威胁抗议而流产。报纸律师处处使绊，让大卫·梅森不再接受采访。

反应停受害儿童利益的难以定性，也是新闻报纸和电台节目运作方式的写照。“新闻”被定义得太过散漫和狭隘。1959年至1962年间，全世界有8 000名儿童受到了反应停的影响。一时间，抗议如潮，群情激奋。但人们对事件的关心，却逐渐被时间消磨殆尽。不再有“新”闻，没有人发表演讲或朝着白厅游行示威，“新”闻渐成旧闻，受害者也逐渐被人遗忘。

我们下意识的假设是，制度一直在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转，法律见证了正义得到伸张的一幕。实际却恰恰相反。新闻界更擅长报道事件，而不是反映过程。这场司法灾难的过程和受害家庭的支离破碎为人们所忽视。我自己也曾是其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