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曾在《北方回声报》上刊登过一些畸形儿的照片，有意报道反应停受害儿童。但是有读者反映，照片令他们感到不安：“我们不想知道这些。”于是乎，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忘记了他们。

《星期日泰晤士报》也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众多孤立、恐惧的受害家庭和一个庞大公司之间的法律天平的平衡。不过，只要詹姆斯·埃文斯能找到那条安全的线路，我们就可以保持这股势头。

还有太多问题有待解答：为什么一直没有公开的调查？就这样，丑闻苟延残喘了这么多年。11年来，450个受害家庭过得怎样？他们现在的情况又如何？英国酿酒公司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们那一方又有怎样的故事？残疾人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有多完善？药物的生产过程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新的药物控制改善好在哪里？受害父母的律师尽力了吗？

詹姆斯·埃文斯在他的餐桌旁，找到了通往艾格尔峰的道路。一篇《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文章给了他灵感。一家慈善信托的创始人霍尔女士曾表示：“这是一场悲剧，也是一个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态。旷日持久的诉讼，让许多父母倍受打击。他们隐忍着填写详细的表格，颜面扫地。他们感到自己在卑躬屈膝地乞求施舍，真是让人无比愤恨，这原本就是富有的英国酿酒公司的道义责任。”

詹姆斯·埃文斯对“道义”一词不住地念叨，他终于开始落笔行文：和解协议签署在即，却没有任何人理应感到一丝的慰藉。这则长篇故事独有的痛楚恰恰在此。我们唯一能感受到的是阵阵羞耻。首先，事情已逾十载，我们的社会要因此蒙羞……其次，赔偿仅为九牛一毛，我们的法律要以此为耻……再次，反应停的受害儿童亲手为英国酿酒公司贴上了羞耻的标签。我们要感谢这家公司，他们长期以来都在不遗余力地否认过失。如果案子继续下去，孩子们很可能会两手空空。我们要感谢被告律师，他们的职业责任为代理人确保了最优条款。到了最后，支付协议将由英国酿酒公司拍案定夺，而他们本应给每位反应停受害者支付得更多、更多、再更多一些。有人可能要说，公司需要对股东负责，也采纳了必要且娴熟的法律建议，这是合理的条款。然而，法律同正义一样，并非一成不变。有时，对法律条文的坚持，也会被置于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枪口之下。根据英国酿酒公司的解决方案，335万英镑将用10年时间分期付清。这个数字，与他们上一年6 480万英镑的税前收入以及4 220万英镑的公司资产相比，实在是相去甚远。对自己的过失死不就范，英国酿酒公司可以，也应当三思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