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已过去了12年，在民事责任、药物检查和广告宣传中的公共利益准则方面，我们无法讨论灾难的原因和教训，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施以关心。有哪份判决书能回答下面的问题：为什么《星期日泰晤士报》从一开始就要卷入此事？因为一个由失败的法律体系提供的赔偿，让人难以接受。

法官们总觉着，此案中报纸是在平白无故地给法律找碴儿。西蒙议员说：“细想本案带来的特殊惨状，与阴暗的判决倒是般配。”如此精妙的审视，本来只是现实性的写照，但于我而言，却是一条度量法律之因循守旧的法则。

为了让我彻底死心，法官塔尔博特先生在另一桩涉及英国酿酒公司的诉讼中，对我们做出了不利的裁决。裁定出来后有段时间，我曾告诉英国酿酒公司，我会结束有策略的配合。英国酿酒公司以出版会泄密为由，寻求了一道禁令。在藐视法庭罪的听证会期间，我们不能使用英国酿酒公司的文件。

法官塔尔博特审理了案件。很多“老面孔”在法庭“就座”：阿尔伯特王子和斯特兰吉（蚀刻画案）、弗雷泽和埃文斯（希腊政府案）、萨尔曼工程公司和坎贝尔工程公司（皮革冲压机案）、阿盖尔公爵和阿盖尔公爵夫人（婚姻保密案）。

我们提出了毛巾案（即第一服务公司诉普特利尔案）。在这起案件中，一名雇员披露了不公平的交易。丹宁曾裁定说，在牵扯到公众利益的情况下，这样的机密信息应准予披露。反应停灾难已经让很多无辜者深受其害，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利益显然要高过任何机密。

塔尔博特法官并不认同：“原告（英国酿酒公司）方没有任何犯罪、诈骗或违法行为。在我看来，即便过失罪成立，机密仍要受到保护。”这等于给我们的报道草稿上了两份枷锁——藐视法庭和保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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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安眠及抗癫痫药。

[2] 俗称息疟定、抗疟药，常用作病因性预防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