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程碑式的胜利

好在玛乔丽·华莱士前来搭救，对抗这些议员。她曾去过爱尔兰，那里有人数不详的母亲受到了反应停的影响。都柏林外的科隆思嘉，有一座昏暗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房子，她在那里见到了著名爱尔兰法学家肖恩·麦克布莱德。他准备做受害父母的代理人。“我有个主意，”他告诉华莱士，“我和欧洲人权委员会的法官共事过一段时间，很清楚他们对新闻自由的观点。我认为《星期日泰晤士报》能够为人权打个大胜仗。”英国自1953年起，就加入并服从于《欧洲人权公约》。虽说公约已经签署生效，却还没有写进我们的法律。这则在对抗希特勒的战争中诞生的公约，是我们觅得援手的希望。

1973年1月，我代表泰晤士报业公司、我本人、布鲁斯·培智、菲利普·奈特利和伊莱恩·波特，向委员会申诉我们在第10条条款下的权力被剥夺。按照该条款，人人享有表达自由的权利，公共机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预接受和传播信息、思想的自由。

尽管后来詹姆斯·埃文斯离开《星期日泰晤士报》到汤姆森集团任职，却仍对此保持了浓厚的兴趣。我们的法律工作则由安东尼·惠特克接手。他在牛津大学念的是法律，是英国温彻斯特学院的校友和格雷律师学院[1]的成员。如果说詹姆斯·埃文斯是一个光滑的圆环，那么安东尼·惠特克就是一条紧绷的铅垂线，忽冷忽热。他的上个东家是无“法”事可做的《星期日镜报》，对于这宗欧洲案件的复杂性他大呼过瘾。

他的首个任务就是让我们的案子得到受理。申诉到欧洲委员会的案子中，只有不到5%的案子会被受理；绝大多数都以缺乏根据或无权处理为由，被拒之门外；一少部分案子则会为双方调解。

这是一个慢活。直到1974年9月，政府才出来反对我们申诉的合理性。直到1975年12月，安东尼·惠特克才踏上前往斯特拉斯堡的崎岖旅程。他私下里驳斥了政府的御用大律师戈登·斯莱恩的观点。后者用第10条条款大做文章：一个民主社会为了保护他人的名誉权、“维持司法权威和公正”而设立的必要限制，对言论自由一样具有约束力。惠特克引用了1974年的费尔默—卡梅隆调查，该调查旨在主张改革英国藐视法庭罪的相关法规，从而达到自由讨论的目的，特别是在民事案件中，比如反应停案。

欧洲委员会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来研究本案。在这期间，我接到了一个难以拒绝的提议。“我刚刚和无遗嘱财产管理者办公室通了电话，”惠特克突然闯进来说，“总检察长说了，如果我们收回申诉，他就会要求法庭撤销针对我们的禁令。”眼下，只有一小部分反应停案子有待解决，按照原先禁令的逻辑，一个和一百个没有什么区别。

这真是180度的大转弯。如果我接受提议，耽搁已久的悲剧溯源分析就能得以公布。原先被禁止的报道，大部分由英国酿酒公司的文件组成，而塔尔博特颁布的保密禁令把这些文件按得死死的。我们的特稿小组更是提供了令人难忘的调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