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院起火

《星期日泰晤士报》内洋溢的喜悦很快被一个严酷的现实泼了冷水。就在我们为了自由在外殊死搏斗时，我们自家后院却起了火。印刷工会，更准确点说是一撮激进分子，在不负责任地搞破坏。时值1977年7月欧洲委员会交回提案，我们把被禁止的报道草稿加进了附录，使其得以刊布。星期五中午，我从斯特拉斯堡传来的电报里，得知了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我要求报纸增加尺寸。

全国印刷协会的印刷机操作工人需要另外6个人，来建立一组101人的工作人员团队和资方做斗争。他们稍后表示，已经来不及再做召集了。星期六印刷开始时，9家印刷出版机构中有8家投入运作。《星期日泰晤士报》无法做到全国覆盖，此时正值整个反应停宣传活动的高潮。

午夜，我坐在办公室向工会委员会苦苦哀求。他们的领袖是个叫作维克·邓的人，他个头不高，却很结实，有些沉默寡言。辩论持续了40分钟，他们要求资方提供额外招募工作人员的费用，仅需300英镑一周。而我则恳请他们能把这些禁锢多时的报道送到所有读者的手中。他们多数人表示了同情，但仍没有让第9家印刷出版机构恢复运作。我恳请他们能加班加点，利用手边的8家机构尽可能多地生产。我本以为都能成功，结果却损失了54万份印件，占整个印刷数量的1/3。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我们在欧洲法庭赢得了反应停的胜利，《星期日泰晤士报》却没有做任何的报道。泰晤士报业公司在1978年的行业混乱中，搁置了出版发行工作。此举主要是为了控制印刷车间的游击战，恢复文书工作表面的高效性。极具说服力的巴里·菲茨帕特里克，是工会在这方面主导和使绊的人物。全国印刷协会的印刷机操作工，是印刷车间中断和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

全国印刷工人协会的印刷辅助工则是另一个原因。该协会的领导人是肤色古铜、整日龇牙咧嘴、一脸贪婪的雷吉·布雷迪，此人乐于一战。这两方的工人总在互相掐架，并和资方过不去。一周周，一月月，所有部门、数百人的工作被丢在了一边。4月，资方出面恳请双方恢复正常工作。此时损失的印件已经达到了350万份。到了9月份，数字又增加了三倍。我们从《星期日“时”报》变成了《星期日有“时”报》（The Sunday Sometime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