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的书房简直就是一项杰作，其中有悬于头顶的拉绳和滑动的写字板装置，这是一套对有着自制风格的慢运动十分有效率的组合，可以说是房如其人。

如果说谁的职业生涯可以用来概括美国远东政策的不足，斯坦利·亨培克自然是首当其冲。他曾在1911 年辛亥革命（1909—1913）前后在中国几所官办大学执教4 年之久。这是在他获得罗德奖学金之后（1904—1907）。中国方面并未要他讲授语言课。他所从事的学术领域为政治学，当时这个学科已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且与法律仍有密切关系。1911 年他获得了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并与芮恩施（Paul Reinsch）教授一同工作，后者后来成为威尔逊总统派往中国的驻华代表。1916 年，亨培克出版了《现代远东政治》（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the Far East）一书。1914 年至1917 年他执教于威斯康星大学。在一战期间他成为陆军上尉，接着开始紧张地工作，在1919 年巴黎和会与1921 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为远东问题专家。之后于1924 年至1928 年间离开政府部门，前往哈佛大学讲授远东历史课程。1927 年出版《今日中国政治》（China Today-Politics）一书，1928 年返回华盛顿, 担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他善于将合法性与道德准则结合起来，这完全符合传统美国人对于门户开放政策的浮夸作风。如今这种符合亨培克口味的迂腐软弱的外交信条使得他既能站在美国的立场维护法律，又能站在中国的立场维护正义。从这两方面来说，他是有着浓厚文化气质的典型美国人。

最令人奇怪的是，他在国务院只是一名民法专家而非驻外代表。尽管如此，1937 年后他主管远东司中国科与日本科，且一切相关事务都必须获得他的批准（政治顾问亨培克）。这种不同寻常的安排证实：与其他地区不同，远东的确神秘莫测，需要某位“懂”东方的人来把握。这一情景有几个错误。亨培克是一个精力充沛而又十分独断精明的人。他掌控着这个所有中国问题专家曾进入过或应召去工作的行业——他们自认为有着普通人不具有的深奥知识。他曾到过中国，讲授中国近代史，但这个经历使他（及每一个“中国通”）看不到自己无知的一面，相反，这些皮毛的知识与理解却使他自信满满。他并未亲眼见证发生于中国的几次革命，不过他对此并不在意，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拥有令人惊讶的正义感。在我们早期的见面中，他向我解释说：“美国的远东政策就像一列疾驰在轨道上的火车，早已安排好了前进的方向，人人都知道将要开往哪里。日本人必定注意这一点。是战还是和，一切都取决于他们。”这样下去，火车出轨在所难免。

1941 年8 月，早先在日本和中国的驻外事务处人员开始反对对日采取明显的绥靖政策，并对远东司武断的施行方式颇为不满。当时的远东司日本科领导为马克斯·汉密尔顿（Max Hamilton），他毫无个性，完全被亨培克牵着走。之后有人甚至冒着被革职的危险向副国务卿萨默纳·威尔士（Sumner Wells）呼吁，要求进一步讨论有关政策问题。远东司的这一矛盾一直被掩盖，直到1944 年大量工作人员再次反对亨培克，指责其对国务卿赫尔（Hull）隐瞒重要信息。很快亨培克被派往荷兰担任大使，自此结束了他辉煌的职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