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亨培克试图将弱点变成优点的方法之一，是声称政策的制定者并不需要直接接触现场，因为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汇总呈报到中枢，送到他的办公桌，只有在那里才可以看到整个情况。这种有害的思想同样也被其年轻且有魅力的律师助理阿尔格·希斯（Alger Hiss）所效仿。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见过阿尔格·希斯，他远非激进主义者，事实上有人认为他只是作为法律顾问担任亨培克的助理，过于忠诚，墨守成规。由于对远东问题缺乏经验，他更适合于他所擅长的起草程序和拟定协议的工作，这方面他确实有成绩。

在国务院最光彩夺目的，我认为非约翰·佩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莫属了。生于四川的他曾从北京一路旅行到沈阳，之后返回国务院。在接电话的时候，他总是喜欢用清脆的“Moshi-moshi”（日语“喂，喂”），让电话另一端的人误以为把电话打到了东京。

我在五角大楼遇到迪安·拉斯克（Dean Rusk），当时他已经是一名海军上校，暂时负责大英帝国的部分军事情报。他的前任是一位和蔼的老妇人，没有助理，主要负责文件剪报摘要。我们当时还没作好充分的准备对印度与缅甸展开军事行动。而情报协调局的贡献之一就是制作地图并由专家计算出印度的铁路运输能力。

另外，我在五角大楼还遇到了英俊潇洒的弗兰克·罗伯茨（Frank Roberts）少校，他曾在北京担任翻译官，我们还参加了同一个学习小组，如今他在针对中国的G–2 工作。除此之外，他还是1937 年的“班乃号”（Panay）事件中的英雄，当时弗兰克·罗伯茨在长江上指挥“班乃号”炮舰，而日本人对其实施轰炸，最终炮舰沉没，这位指挥官几乎丧命。作为一名情报协调员，我向他提供了柯里博士1941 年2 月在重庆收集到的有关国民政府的数据档案。这些表格可能会令人印象深刻，但准确度不够，我们可以提供的只有这些。我为弗兰克所在的G–2部门复印了这些资料并安排其与柯里共进午餐。他们通过共同的朋友这样非正式地见面要比官方渠道更方便一些。

8 月17 日是个周日，我们在胡适大使家中共进午餐。这是一座高贵的住宅，坐落于小山丘上，四周都是草坪与树木。此时距离他领导五四运动已经过去20 年了。为中国服务而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外交灵活性使其成为高层次的公共关系人物。

8 月18 日，我见到了海顿·伯特纳（Haydon Boatner）少校，他是我另外一位在北京时的朋友，也是学习语言时的同伴。他正在做的工作是为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而他面临着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即总是想要最新的武器，例如重量太大而无法通过桥梁的坦克，而他强调很多破坏性的武器设备都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受过专业培训的海顿在帮助中国获得美国援助方面可谓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