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敦促下，柯里博士还说服陆军特别服务处拨付5000 美元，作为聘请中国教授为驻扎昆明的美国军队演讲的酬劳。为了达成最终的协议，我还与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将军激烈地争吵过。他是史迪威在中国受训过的军官中最亲近的助手，外表英俊，极具艺术天赋，但脾气暴躁，人们称其为“赤红儿”（Pinky）。当我和他的下属汇报演讲计划的时候，他大发雷霆，认为我作为非军人无权干涉他的指挥权。他指责我到底把自己当成什么人物了，区区一个大使特别助理竟敢随意摆布军队。这句话说得太过分了，于是我提高声调回复他，并拿出了史迪威将军的授权文件（我本该一开始就拿出来），这时“赤红儿”平静下来，而这件事最终使我们成为好朋友。

在为驻昆明美军开办的系列讲座中，我曾分别与张奚若及钱端升合作一次，另外还安排军医署（Medical Services）署长林克胜（Robert Lim）少将作了一次讲座——“中国士兵的作战效率”。[1937 年，在中国的6000 名医生中，他动员了1200 人加入陆军；30 家医院扩增为750 家，但是医疗设备仍然是个瓶颈。6年来，他们医治了350 万名伤员。为了补充粮食与食盐给养的不足，他们自己种植蔬菜。这听起来像是西西弗斯（Sisyphus）在奋斗中逐步赢得胜利。]

1943 年1 月26 日，我来到四川古老的省会成都，这里是教会开办的大学的聚集地，与我先前去过的昆明和李庄的纯粹官办大学形成强烈对比。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自山东济南的齐鲁大学、来自北京的燕京大学均为教会学校，现在都已经搬到他们的姐妹机构——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或是附近。华西协和大学的建筑为灰墙瓦顶，道路两旁绿树成排，还有运动场，而传教士的房子也位于校园内的带有围墙的花园中，其中一排为浸信会传教士居住，一排为加拿大传教士居住。

我见到了30 年代在南京初次相识的教会学校教师，包括毕范宇（FrankPrice）、芮陶庵（Andy Roy）、芳威廉（Bill Fenn）。此外还有年轻的考古学家郑德昆，1934 年我们在厦门见过面，如今他与一位来自英国的艺术系学生迈克尔·沙利文（Michael Sullivan）一起筹建一家博物馆。只是教会所属各委员会有接连不断开会的陋习，除了这些，这倒是一个十分友善的团体。学生们大多生活状况良好，但希望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大多数学生学习经济学、货币和银行学以便于在持续通货膨胀的形势下谋求好的出路。“蒋介石领导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也在华西协和大学校园中组织起来，由毕范宇对其进行教学指导。”然而，远离国民党首都的正统氛围后，我发现了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在重庆待了6 周后，我于1942 年10 月向柯里表达了我的看法：“抗日战争之后内战爆发的机会不大……共产党可能会被国民党打败，但不太可能成为如同西班牙一样两败俱伤的农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