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我在1943 年1 月份到达成都时，发觉“当地蔓延着内战即将爆发的不容忽视的情绪，其中传教士左派以及外国军事力量都对此深信不疑”。这当然也包括当地的一批缙绅阶级领袖，曾于1905 年左右赴日学习的大地主们，他们反对四川军阀，但在1935 年却欢迎蒋介石的到来。他们会追随蒋介石，拥护他作为领袖，但是无法忍受国民党及其党员。同时，他们希望消灭共产党，使四川归他们四川人（地主）所有。这是另一个与其他所有派系存在争执的团体。

然而，所有这些人都预测，当时机成熟时，国民党必将在6 个月内打垮共产党。与此同时，反英情绪也很强烈。为人亲切和蔼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博士（1949 年后担任中共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失望：

中国人将妻儿、财产转移到香港和新加坡加以保护，然而当他们与幸存的英军一起投降时，有着严重的挫败感。英国人无法按其要求行事，因而，当他们坚持他们的权益要求时，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怒。

我曾与四川省政府主席、政学系人物张群在一次会议上见面，在他看来，英国人与美国人——

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为君主政体，后者则是民主政体。他反复强调中国与美国合作的口号，意思是美国必须一直扮演圣诞老人的角色。

我从这些游历中获得的五花八门的见识使我明白了很多事情，促使我决定用文字再次抨击想象中的敌人，即在华盛顿的国务院政治顾问亨培克。我给柯里博士寄了一份有关文化关系政策的备忘录，并希望递交给希斯，由其转交亨培克和汉密尔顿。这是一份主张采取干涉政策的文件，文中阐述道：

项目必须以政策为基础。对华文化关系项目之所以受挫，是因为政策并不适合当前的状况。中国是个战场，在那里我们应努力让我们的价值观念占优势，只要它们适应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迄今为止，文化关系项目还仅仅停留在方法层面，而未考虑要达到什么目的。

具体地说，是我们的项目计划往往只偏重于消息报道的某一个范围，即力图告诉中国人美国人是如何行事的。因此陆军公报在宣传我们是如何打仗的，新闻部门专门说明我们是如何生活的，美国发生了什么，而文化关系司的缩微胶卷以及技术专家又只会介绍这就是我们的科学技术。综观整个项目，都是各种信息的报告。其理论依据是认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能够被中国人主动接受。如果它是好的，那么中国人自然会接受，而如果它是不好的，那么再怎么说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