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傻了。”她说，“好好享受你的旅行。”在一次电话中，她终于详细复述了她如何得知自己患了癌症，也谈到了她的第一位肿瘤医生。在这位医生询问母亲是否在外工作的时候，母亲和妹妹立刻就对他产生了反感。母亲对我说：“你觉得医生会问一个男病人这样的问题吗？”她还大力夸赞妹妹的表现。妹妹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非常有条理，提出了所有该问的问题。她在苏联工作过几年，知道如何在必要的时候反击。

“所以，这一次的教训是……”母亲停下来。我等待着，想象不出这个教训是什么。“教训就是，救援组织应该告诉人们，如果要前往阿富汗这样的地方，不要把旅途期间或之后患的所有疾病都归结到这次旅行中。很可能只是巧合而已。我们必须要让大家知道这一点。”母亲说。

这就是不幸中得来的教训？一条人道主义援助人员赴偏远国外的工作须知？

“我还得要你帮个忙。”母亲补充道，“从书展上替我带几本好书回来。你父亲可能要看。”

我想带的书太多，多到难以抉择究竟哪些该放进随身行李箱，哪些应该邮寄回家。但我脑中一直在想的却是，如果我们早些让母亲去看其他的医生，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还是说，母亲的萨马拉之约早已注定，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