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大学毕业后就管理伦敦戏剧学校的纽约分部，连怀孕的时候也没有停止，一直持续到我们搬去剑桥。

搬家之后，母亲重新开始找工作，她知道之前选角和为戏剧学校甄选学生的经验可以派上用场。判断哪些人适合在什么职位的能力，让她找到了罗德克利夫学校招生办的工作。接下来的十年时间，她先后成为罗德克利夫学校的招生部主任，又兼任哈佛的招生部主任，最后被任命为招生及财务支持方面的副院长。

一所大学的“守门人”（筛选学生）是非常重要的。母亲对于贿赂无动于衷（尽管我们不浪费美味的伊朗鱼子酱，也不会拒绝写着“你会认可贝拉”的幸运饼干。贝拉是当地一家中国餐馆店主的女儿），对于威胁也是如此。有一次有人带着一把枪冲进母亲的办公室，威胁说如果不让他的孩子入学就杀了母亲。结果那人的孩子没能入学，而贝拉倒是入学了。

父亲要工作，母亲也要工作。几十年前的我们与今天行程满满的孩子不同，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只是偶尔才有交换生和毕业生到家里稍微管管我们。我们有钢琴课、足球训练，还有戏剧课。我们也有脚踏车，任务是准时出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是散养型的，放学后啃块饼干，然后跑得没影，直到晚饭时才现身。周末时，母亲和父亲在客厅各自看书，而我们有两个选择：坐下来看书，或者自动消失。

我们看电视可以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但当时的电视只有三个频道，而且在白天从来不播放值得一看的节目。所以我们要么跑来跑去，要么看书。

我的母亲是职业女性，这在我的班里非常少见，但母亲从未把自己归类为职业妇女。她是位母亲，也在工作，仅此而已。“人们不会有职业男性这一说。”母亲有次对我说。她总是尽可能地参加我们学校的演出或者体育活动。“我觉得大家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不让自己陷入不快乐中。不快乐的父母，对孩子来说是最糟糕的事情了。如果你想要出去工作，那你就去工作；如果你可以不必工作，你也不想工作，那你就不用工作。”

“你从未感到内疚吗？”

“从来没有。”

在“带孩子上班”的口号出现之前，母亲就有了自己的口号——带着孩子一起干活。我们经常被分配任务，比如帮母亲整理入学申请文件夹。在母亲看到年级、SAT分数、性别之前，先看申请人的自我简介，这样就能对申请人有一个直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