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杰斐逊对麦迪逊说，他觉得马萨诸塞州发生的叛事，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在巴黎，杰斐逊和一班男女哲人，成了意气相投的同志；他们终日聚首，畅论理想的政府体制。怪不得他对遥远祖国发生的地方动乱耸耸肩膀——从千里之外的巴黎看来，那只不过是一股小烟雾罢了。“他们只是在放风筝，探风向，”他写道，“维持鸡园子里的秩序而已。”

如果说马萨诸塞的格里，从谢斯上尉事件里学到“主张一切平等的精神非常危险”；弗吉尼亚来的梅森可不作此想。他从费城大会写信回家给儿子道，东部有些人是“反共和政体的”。也许从他们在革命时期的表现来看，这个评语不大合理；但是，梅森写道，别忘了人心常常会走极端。东部各州当初因为对“自由”的期待过分乐观，结果现在特别嫌恶这些意料之外的乱象。六十岁的梅森，是华盛顿在波托马克河边的邻居和老友，彻头彻尾的共和主义者，年轻时起就是一个热情的爱国者；弗吉尼亚州州宪有部分即由他执笔，他也是《弗吉尼亚人权宣言》的起草人。他把家族纹章上的拉丁文铭辞“永为吾土”，改写为“永为共和”。杰斐逊敬他为“一代之贤”。

白发皤皤，却精神奕奕的梅森，在弗吉尼亚拥有五千英亩的土地。他自始至终都是州权的拥护者，不过他也认为美国亟需一个较好的政府。对于人性，他虽然有所怀疑，却对一般大众具有坚定的信心。于是针对格里贬斥老百姓的说法，老梅森站起来反驳了。他说，他最怕看到的事情，就是我们为了避免过多的民主，而走向了另一头极端。“我们必须兼顾到各阶层人民的权利……不管他们地位高低，我们都应同样用心地保障每位公民的福利。”大会到目前为止，还未触及“奴隶”一词，可是早在“废除奴隶主义者”称号出现以前就已经强烈主张废奴的梅森，很清楚自己话中指的是什么。他继续说道，我们立法机关的第一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下议院……应该认识并同情我们社会中的每一分子”。最后，他说，我们自己的子孙，“在不久的将来不是也会加入所谓的一般大众吗？”

从这些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事实，在这个会议的第二周里，代表们观点纵有分歧，却和他们的阶级出身毫无关系。拥地广袤、举止高贵的梅森，对普通老百姓有信心；然而鞋匠之子舍曼和白手起家的商人格里，却恰恰相反。出身寒微、但人生经验之富名重全国的富兰克林，则据麦迪逊记载，不时“对任何有辱普通大众之精神的事物表示厌憎。如果说诚实常伴财富，贫困易起盗心；同样地，富有之人往往愈发贪得。他所遇过的坏蛋之中，最大的恶棍经常是那些最有钱的人……欧洲对我们这部宪法将会非常注意，如果其中对富人大加偏袒，不但将有损于当地有识之士对我们的敬意，也将使一般老百姓对移居此地却步不前”。

委员会在这5月最后的一天散会之前，已经决议原封不动地通过伦道夫的第三条：“国家级立法机关应由两院组成。”当时各州中只有宾夕法尼亚和乔治亚两州是采取一院制，不过他们也很快就修改州宪，改为两院制。不过在宾州，富兰克林却反对这项改变，他主张极端的众院一院制，并且终其一生立场坚定不变。根据麦迪逊的笔记，第三条是在“全体无异议之下，一致通过。只有宾州例外，或许会顺从富兰克林博士”。但是到了6月21日，这同样的问题又再度在委员会里提出，这一回，在把恼人的“国家级”字眼剔除以后，以七比三通过（马里兰代表意见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