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明确，所有过去发生的投资，都要靠当下的消费来消化。已经酿出来的酒，就得有人花钱买去喝。消费不足，过去的投资就没有收效。把酒一直酿下去也不是不可以，反正好酒越陈越香、越香越贵，但是最后还要靠更大的消费力来埋单。

鉴于累计投资存量之巨大，鉴于居民收入的比例不高，也鉴于外需增长趋缓，我认为继续靠投资驱动增长的算盘，不应该打得太满。越是想“靠投资拉动增长”，就越要注意消费的相应增长。这两匹马要互相协调，才能跑得又稳又快。

当然，消费也不是打一鞭子就可以上去的。因为消费也受制约。最根本的制约是收入，没有收入谈什么消费？这是常识。但增加收入又谈何容易？涉及很多深层次的改革，特别涉及转型社会最基本的权利界定。比如裁判到底能不能进场踢球，过去似乎是清楚的，但这些年好像又不大清楚了，似乎裁判拿个哨子进场踢球，还是一道“中国模式”的风景哩。在很多情况下，又何止裁判踢球，简直是拿了根棒子在那里抢球！官与民争利，哪里还谈得到提高普通居民的收入？没有收入的实质增长，怎么增加消费？所以说，消费也不是打一鞭子就会上去了。

提高收入还受到更根本的制约，那就是生产率的提升。如果生产力进步慢，国家就算下死命令给所有人加工资，经济也不能持久增长。因为那样的“收入”，没有可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相应增长来支撑，无源之水，终究要枯竭的。

从未来五年、十年的角度看，非要把投融资体制改革到位，非让市场的相对价格机制更充分发挥作用，非全面重新界定权利体系，我们才能真正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才能支持国民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