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杨小凯用，吴敬琏老师用，媒体上也用。我自己对这个概念觉得没有把握用得很准。“因权而贵”到底是不是一种“资本主义”，本身是个问题。克林顿卸任后一场讲演多少万美金，究竟是因权而贵，还是因为就是有很多人愿意看看这位美国的前总统？中国历史上，“三年州知府，十万雪花银”当属因权而贵，印尼总统亲属的公司上市卖得贵一点，也肯定是“因权而贵”，但是不是算资本主义，要取决于定义。

不过，“因权而贵”的确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也是当下中国转型里无法回避的一大问题。这个现象是改革以后引起普遍注意的，但改革以前也早有那时的表现。它有两大源远流长的来源。一个是上面提到的皇权社会的历史传统，从来就没有公民意识，只讲什么“草民”和“臣民”，到底是纳税人养活了国家，还是“皇恩浩荡”才使老百姓有吃有穿？历来不说清楚，更从来没有正确答案。在这样的传统里，因权而贵似乎天经地义。

第二个来源，斯大林的计划体制是一个等级体制。因为消灭了私产以后，总有一个稀缺资源利用的划界约束问题，否则资源早就耗光了。计划体制到底用什么替代了私人产权？其实靠等级制，即划分权力等级来利用资源。因为资源利用不可能是一个真空，也没有办法在和平年代长期靠革命热情和理想来维持积极性，一定要一个替代性的制度，结果就出现了早年革命的共产主义者都无法想象和接受的行政等级制。在那个时代，不但政府、企业、事业单位都定了级别，连寺庙都要定级，“官本位”制就是这样来的。莫斯科红场上有苏共政治局委员的专用车道，还有黑海度假、“小白桦树”特供商店等等。20世纪60年代中国批判“苏联修正主义”，那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起因。中国这里的情形也许好一点，代价是不断发动运动“整干部”，还有很多情况靠保密工作做得好，老百姓不知道。

改革发生在上述两个传统之上。本来我们的历史传统，制约权力的机制就非常薄弱，计划经济又建立了一个行政等级分配资源的框架，再加上一个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那些未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可以在市场上“变现”，祸水就大了。所以，我的发言把改革开放理解成一个重新界定权利的过程，重新界定私产，离不开重新界定公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