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在英国人和法国人要求续约的时候。这场战争在国外被称为“亚罗战争”，也就是由“亚罗号事件”引发的战争。我们的历史书也讲过，所谓的“亚罗号事件”，其实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事件，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中国船，被中国水师查了一下，然后有个中国士兵把那面英国国旗拽下来，踩了一下。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这本来就是一件小事，放到如今，完全可以通过外交交涉解决的，但在当时却比较麻烦。首先，当时中英还没有建交，当时中国政府还没有承认英国外交使节的正当性，那该怎么交涉呢？其次，中国也没有什么衙门可以和英国使节交涉，哪个部门愿意出面担当呢？礼部不买账，理藩院也不管，也没有外交部，所以，最后只有两广总督出来交涉，但他也交涉不了。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当时的英法两国，尤其是英国，根本就不想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它们不希望这一事件被简单地处理掉，而是想以此为借口，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英法觉得五口通商很不够，除了上海以外，其余的口岸都不合格，开了和没开一样，所以这一次必须让中国真正地开放市场，必须要让通商口岸扩大到沿海各处。其次，要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也就是让中国政府承认外国公使的正当地位，允许其进驻北京，而且中国也必须派出使节到外国。总之，要迫使中国全面接受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能够不打仗当然更好。但他们确实希望利用这件事给中国政府增大压力。如果通过谈判或是恫吓的方式能达到目的的话，就不必使用武力，但如果恫吓不起作用的话，那就只能打了。

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燃起了战火，广州沦陷，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然后就被抓住当了俘虏，给弄到加尔各答。其实，叶名琛的行为并不是个笑话，在那个时代，叶名琛要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是个负责任的忠臣，他能做的最多就是这样了。他以及他所率领的军队的确抵挡不了英法联军，换谁谁也抵抗不了，只有当俘虏；当然，他可以死，但是使命没有完成，皇帝不让他死，是要他主持交涉的，所以只能当俘虏；当了俘虏他表现得很英勇，不食敌粟，自己带了几袋米到加尔各答，把这几袋米吃完后，就绝食死了。31叶名琛的悲剧实际是朝廷的悲剧，面对这样的危机，朝廷只会装作不知道，当鸵鸟，拒绝英法两国的要求。但其实真能装得了吗？装不了！要说真正可笑的，是京城的咸丰皇帝，道光皇帝的儿子。此时太平天国起义势头正劲，南方几个省都在太平军掌控之下，清政府已经内外交困，不行了，只得被迫答应英法联军的要求。事实上，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所签订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相比，除了赔款数额加了一点以外，没什么本质区别。为何会这样呢？本来清政府已经答应了，后来英法公使进京换约，外国公使提出从天津大沽口走比较近，从大沽口溯白河这条线路进京比较方便。但清政府坚持让他们从北塘走——咸丰皇帝已经授意僧格林沁在北塘埋伏着兵，如果公使从北塘走，就可以让人化装成土匪偷偷打他们一下。咸丰帝非常喜欢僧格林沁，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做鸵鸟这种想法上是一致的。     为什么咸丰帝想让僧格林沁打外国公使一下呢？尽管当时战局已定，只要换约完成，《天津条约》就能正式生效，但是咸丰帝对于外国公使进京这件事是非常不高兴的，他宁愿多开放几个口岸也不希望看到外国公使进京，乃至互派使节。中国人真正以驻外使节的身份出访他国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当时根本没想过要派人出去。而且皇帝不仅不想派人出去，更不希望外国人进来，哪怕外国使节只有几个人。因为他们从不下跪，对皇帝来说，这就是大问题，以前乾隆时还能把人赶走，现在却只能让他们在北京城里待下来了。咸丰相信，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而且不向他行下跪礼将是对中国礼制的重大威胁。咸丰担心，如果外国公使见皇帝不下跪成为榜样，那么其他臣民见他也就不会下跪了。他认为自己的统治就是建立在臣民对他下跪的基础上的，行跪礼象征着对其统治体系及其帝国的臣服，臣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道德，不能被冲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公使进驻北京后，北京老百姓并没有跟着他们学，人们都认为不下跪是洋鬼子的特例，自己还是清帝国的臣民，所以照旧向皇帝下跪。其实，传统的帝国造反者也不是不想向皇帝下跪，他们只是想复制一个跟原有体制一样的体系，从来都是如此。所以，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以及不向皇帝下跪并没有引起中华礼制的崩溃。但是在当时，皇帝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很恐慌，想尽办法要拦住英法公使，哪怕是出损招偷袭一下人家也要拦住。后来英法公使仍然坚持从大沽口走，结果就被防守大沽炮台的清军袭击了。32当然，这个毕竟还能看成是外国公使不守规矩在先，如果英法公使真的从北塘走，而僧格林沁又偷袭了他们，那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