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绝不是说媒体的反向沙文主义（喜爱外国品牌超过本土品牌）是导致通用汽车衰退的主导原因，但是伴随着工人工资与福利上涨、令通用汽车大伤元气的医保成本，以及导致制造与工程方面产生巨大混乱的政府管制，都创造了不允许犯错的环境，只有最精明的领导层才能胜任。

很难确切指出具体是从什么时候、为什么以及在哪里首先出现了问题。就像公司所处的行业环境一样，公司也变了。当然政府在这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就像媒体一样。外国竞争对手起初只是“钻缝子”，现在则开始在通用汽车这棵大树的根基中成长，相较于一度处于汽车业巅峰的凯迪拉克，宝马、捷豹和梅赛德斯–奔驰这样的公司，都能给富有的美国顾客带来更尊贵的地位。

但作为20世纪60年代该公司的前员工以及当时局面的观察者，我经常提到的关键因素之一，可以用电影《星球大战2：帝国反击战》的标题来概括。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中期的某个时候，通用汽车的内部权力在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动：组织上和地域上。为了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背后的原因，我们需要多了解一些历史。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鼎盛时期，通用汽车的权力中心位于密歇根州沃伦市，那里是通用汽车的技术中心。设计、工程与高级研究等部门坐落于此。人们在这里交流思想、打造全新设计、做出生产决策。财务部门以及最有权势的财务主管办公室并不在技术中心，甚至都不在底特律那座令人肃然起敬的通用汽车大厦。财务与财务主管的办公地点位于美国金融中心—纽约，远离实际业务部门。通用汽车董事长几乎都来自财务部门，他们摆弄财务数据，并摆布唯命是从的董事会。但总裁和首席执行官总是从“硬件”那一端进行挑选，通常来自工程部门。毫不夸张地说，汽车业务的运营权主要由总裁分管，级别更高的董事长负责计划实施，掌管并重新分配通用汽车成功的产品项目带来的巨额资金。

然后便是设计部门了，它的首任主管是哈利·厄尔，后来是比尔·米切尔。他们都是名人，他们才华横溢的手下也一样。厄尔颇得阿尔弗雷德·P·斯隆赏识，经常给斯隆打电话，申请撤销那些他认为不利于设计部门的决定。厄尔的继任者是米切尔，他进一步将通用汽车“款型部门”（现在叫“设计部门”）的影响力和势力加以延伸。无论是轿车、卡车、办公室装修、建筑物架构，还是公司飞机的内部设计，肉眼能看到的通用汽车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设计部门的参与和批准。1964年纽约世博会上，通用汽车史诗般的展厅及其夺目的奢华设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成了通用汽车设计部门实力的丰碑。

设计部门惊人的实力，常常被肆意滥用。有一次，比尔·米切尔走进一间别克工作室（位于沃伦办公楼内），发现别克部门主管正在查看一辆“他的”未来别克车型的全尺寸黏土模型。盛怒之下，米切尔要求知道，为什么这位部门主管胆敢闯入他米切尔的领地！那位别克主管显然很勇敢，回答说，“这是我的工作室。也许它在你的办公楼里，但这间工作室是我的。别克支付了所有开销，它来自我的预算。我当然有权站在这儿！”米切尔一时语塞，愤然跺脚走出去给财务打电话，问是否果真如此。管理预算的人告诉他，是的，产品工作室，无论雪佛兰、庞蒂亚克、别克、奥兹莫比尔，还是凯迪拉克，全都由各个部门自己掏腰包。而所谓的高级工作室（advanced studio）由通用汽车设计部门出资，因此，那才是米切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