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宣传工具的打压，令美国汽车公司无法赢得华盛顿或其他任何地方的进一步同情，许多官员甚至公开宣称，三巨头如果销声匿迹，对美国而言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美国“仍将拥有汽车产业”，只不过是以南方各州日本组装厂的形式存在（使用高比例的进口零部件）。（写作本书时，日元终于走强，日本制造商都说受到了严重伤害。让我们看看没有了汇率优势，他们还能怎么玩儿！）

然后还有医保。长久以来，这都是美国汽车业工人的一项宝贵福利，医保质量随着每3年续约节节攀高。又一次，读者可能会说：“其实，这会影响所有的汽车公司。”这么说合情合理，但却是错的。日本（还有欧洲）制造商没有员工医保支出，即便有也很少。这是因为大多数汽车生产企业所在的国家都拥有某种形式的通用医保，它们向所有企业和个人征收通用税种。虽然人们可以在意识形态上批评“社会化医保”，并一一列举其服务质量差、设施陈旧、等待手术的时间长等等，但它确实拥有一项无法否认的优点：成本负担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完全压在制造业肩上，而是分摊到整个社会。此外，其他地方制造的车辆还能享受另一项优势。

1990年，鲍勃·斯坦普尔出任新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当时医保负担问题急转直下，他面临着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的罢工威胁。斯坦普尔是位杰出的技术专家，并且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好人。他首次面对这样的工作，也许就是为什么通用汽车在当时3年合同到期之时被当成了“靶子”。这一年，通用汽车连同整个美国汽车产业（福特和克莱斯勒被迫按照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设置的“目标企业”模式发展），在医保方面的处境就像失去了家庭农场一样。仅仅经过42小时的谈判，斯坦普尔领导的通用汽车就让步了，同意了工会提出的几乎每一项重大请求，包括将医保福利（无扣除项报销，无须本人承担医疗费用）延伸到不仅囊括在职投保者，还涵盖退休人员。结果—尤其对通用汽车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它拥有大量现有和潜在的退休人员。

我在2001年重返通用汽车时，一再追问那些1990年谈判在场的人，他们当时到底在想什么。回答是一致的，我能得到最接近事实的答案是，罢工将会给当时的公司带来更大的灾难，并且大多医保成本都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或将来实现增长来消化吸收，也可通过提价转嫁给消费者。后来我们发现，就医保而言，在经济上带来最大灾难的，正如此前经常发生的那样，是通用汽车庞大的、充斥高智商员工的企业预测部门，其“科学预测”能力接近占星术，彻底地、致命地进行了错误的计算。他们断言，医保成本已达到顶峰，其涨幅将低于通货膨胀的速度。此外，他们还说通用汽车在产量和效率上的收获以及随之而来的利润，可以轻松地弥补退休人员的医保成本。事实恰好相反。医保通胀率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都保持在10％~13％。通用汽车在1989~1991年间处于医保成本的收缩期，这是因为美国刚刚摆脱另一场经济衰退。在职工人减少的数量比预期快得多，闲置人员的数目有所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