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未能肩负起内部再平衡的重担，中国企图通过以前一再证明行之有效的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实际上，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在其自己的以基础设施为主导的积极财政刺激政策上，而且还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措施的功效上下了大赌注。

后一个预设条件，正好凸显了这一战略的最大风险。如果如我所料，美国消费者刚刚开始一段为期数年的私人消费收缩期，中国最后可能会对外部需求的长期疲软大失所望。正如1997~1998年和2000~2001年那两次一样，中国目前的经济刺激战略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需求的快速复苏。虽然这一战略曾经行之有效，但在当今这个被危机撕得四分五裂的后泡沫世界里，它很有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不幸的是，中国政府在评估这一可能性时过度自满，这一点令我大为震惊。由于未能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来使其业已失衡的宏观经济结构恢复平衡，中国面临着更加明确的经济增长下滑的真实风险。对于一个历来重视社会不稳定的灾难性后果的国家而言，因为上述情况而造成的失业率上升，可能成为一个令人极为头痛的问题。

中国政府官员已经对依赖出口的进城务工大军的失业率上升表示担忧——他们承认，最近已有2 000万失业农民工返乡。在外部需求迅速复苏的前景下，这一痛苦是暂时的。但是，如果全球经济减速拖延得更长，中国工人的压力就会加剧——同样，社会不安定的风险也会激化。

政治“脱钩”

当然，经济力量并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尤为如此，因为不断增加的经济压力经常会引发强烈的政治反应。在这方面，中国与其他任何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陷于危机的情况下，它的政治机器聚焦的不仅包括不断上升的失业率等国内问题，还包括中美贸易关系等外部问题。

面对不断升级的挑战，中国经济的出口主导宏观战略的地缘政治范畴尤为自相矛盾。2009年，中国高层官员专门指出了两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一是他们对美国国债缺乏信心，二是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问题。温家宝总理公开和明确的表态，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所持有的庞大美元资产投资安全的担忧，其中仅美国国债一项就高达7 000亿美元左右。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加入了有关国际货币系统改革的辩论。在这个日益全球化和失衡的世界里，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以美元为基础的储备体系稳定性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