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崛起会冲击城市企业工人，特别是对40~60岁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本来应该有一个社会和经济的补偿机制去降低和消化这种冲击的影响，但我们并不具备。

中国各级政府从城市化中获得了巨大收益，但它们却用这些资金为自己兴建华丽无比的办公楼、买车，并没有将资金用来补偿失业工人和提高退休工人的待遇，也没有用来进行国有企业工人再培训和投资农民工的教育。

中国城市化是在土地公有制环境下发生的。在美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城市居民所掌握的土地、住的房子会增值，所以即便丧失工资收益，他们也可能通过其他资产增值维持生活。只是收入来源改变了，过去都是靠劳动收入，现在更多的是靠财富收入。

中国的行政性和政治性的城市化使这个经济补偿机制失灵了。城市居民丢了工作，又没有从土地升值中得到任何好处。从统计局的调查看，在中国城市化步伐加快的10年中，百姓的资产收入并没有大规模的增加。

中国城市化和家庭消费成反比的关系是个奇怪的现象，这是中国的户籍制度造成的。调查表明，农民工的储蓄率是40%，而统计局对城镇居民的调查显示，广东城市居民储蓄率只有20%~25%。

农民工进行储蓄的首要原因是子女教育。平均来看，一个农民工在此项的支出占整个支出的30%多。30%意味着什么？在美国中上层的家庭，如果把他们的小孩送到私立学校，差不多占开支的3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最贫穷的人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比例和美国富人是一样的。

这种户籍城市化确实具有中国特色。从宏观上讲，户籍制度使我们的经济结构失调。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产出效果，因为农民工效率非常高，产出效应非常明显。但户籍城市化抑制了消费，增强了农民工谨慎性、预防性的储蓄心理，对消费几乎没有刺激作用。这就能解释刚才说的现象，即城市化大规模地增加，消费实际上却在相对降低。

农民工崛起的产出效果远大于对消费刺激的宏观效果。长期下来，中国经济将越来越依赖外需。我不认为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是政策上的刻意选择，而是土地国有、歧视农村、户籍制度和行政推动城市化的无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