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分聚焦讨论城市化过程中三个绕不开的问题：一是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三是城市化过程中农地用途变更以及拆迁补偿问题。

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流转产生了巨大的限制，这一方面减缓了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化过程对外来务工者造成大规模的公共服务歧视，而且歧视的恶果可能还被低估了。

除了显性的制约城市发展、造成待遇不公外，户籍制度还制约了内需，造成社会矛盾，这对长期经济增长也是一种损害。如果不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不仅无助于启动内需，而且还可能激化社会矛盾。

第二个与劳动力有关的问题涉及两个层次。从宏观趋势上看，中国所谓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尽管人们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依旧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照目前的趋势下去，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必将终结，这将使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放缓，使宏观经济迎来一个大挑战。

而从人力资本角度看，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尽管与在农村时相比，农民工的收入有大幅增加，但其增收依旧是一个问题。教育和培训能否提升农民工的收入，却不仅仅只是教育的问题，还需要相应的制度变革。

本部分最后一个问题与农地制度相关。农民进城涉及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农地的使用和流转问题。一方面，如果农地只能用于农作，尽管也有可能因为经济作物等增加收入，但这一收入与农地改变用途获得的巨大收益相比就显得小很多，所以限制农地用途对农民增收不利。

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农地变更用途，那么农地流转市场就应该得到进一步完善，而不是政府征地卖地一手抓，剥夺了农民的实际参与权。目前的农地流转制度不仅容易造成失地农民无法参与土地流转的讨价还价过程，而且也使他们得不到公正的补偿，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基层社会失范。这都不利于解决“三农”问题，也无助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因此，“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还在于让农民有自由选择权。不仅要让农民能自由选择进城，进了城能享受城市的福利和公共服务，而且要让农民有转让农地获取收益的正当权利。

自由迁徙的经济价值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　陆铭

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自由移民是缩小区域差距，并在一国内部实施统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