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非常符合经济学理论的推断，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带来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欧盟的目标是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实现共同繁荣。

但这里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是需要时间的。从长期来说，我们有理由相信，欧盟内部的平衡发展可以通过人口流动来解决。

问题是，欧洲虽然在名义上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但实际上各国间却有语言、文字、文化等多方面差异，使得移民难以完全自由。于是，欧盟不断扩张的结果就是，随着边缘国家的加入，欧盟成员国间的发展差距呈现上升趋势。

将欧洲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想，是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欧洲的面积和中国差不多，欧盟的国家间差距和中国的地区间差距也很像。欧盟在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可以与中国地区间出现的问题进行类比。

相比于欧盟，中国的优势是在政治上的统一。同时，地区之间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字，文化的差异毕竟也小于欧盟成员国间的文化差异。因此，在中国原本是可以较容易地实现地区之间的自由移民的。只可惜由于历史上对于地区间移民的限制太久，也由于在现实中移民所带来的矛盾太多，大家都惧怕移民流动会使既有的矛盾激化。

一个现实的担忧来自外地人会分享本地人的公共服务。但是，这一担心是建立在本地公共服务总量不变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政府财力的增强，公共服务的总量是可以不断增长的。

这里，问题的本质无非集中在一点上，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地区，能不能对外来人口采取类似于一个国家对于外国移民的政策。如果说出于短期的现实考虑，限制移民还不得不持续一段时间，那么，至少这样的限制应逐步地消除。如果中国的城市人口不会减少，那么，为什么就不能逐渐地增加高中的数量？

中国的未来应该是在市场统一和要素流动的情况下实现地区间分工，当上海成为纽约时，中国的内地更像美国的怀俄明州和犹他州，专业化于农业、旅游和资源产业。如果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上海还是会逐渐成为纽约（或香港），但中国的内地却需要面对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竞争。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投资者宁愿去中国的内地，也不去劳动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的地区间差距将是香港与东南亚的差距，或者西欧与东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