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看19世纪中叶的世界，工业革命已有了百年的酝酿，火车奔驰在欧洲大地，电力遍及千家万户，发电机、电动机、电灯、电报、无线电通讯相继问世，许多化学元素被发现，牛顿体系达到完美的顶峰，达尔文发表进化论，一时犹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

以两国为例，此时正处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已达顶峰，其工业生产能力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大，对外贸易额世界第一，所谓“日不落帝国”是也；而即使是大清王朝卧榻之旁的弹丸之地日本，也于1868年开始了明治维新，君主立宪，殖产兴业，求学欧美，大兴工业，从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锁国幕府王朝，渐渐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还可以看看19世纪中叶的清朝，此时还自诩为天朝上国，皇天后土迷梦正酣时，农业仍然是这个王朝的绝对产业，官僚仍然是这个国家的绝对政治，蒙昧、穷困、麻木、保守，无论上层还是底层，都努力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历经千年而不变。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失望的冬天，也是希望的春天。

此时的中国与世界，分野如鸿，与以往宰相不同的是，李鸿章面对的是三千年的大变局：马车、牛车比不上火车，煤油灯亮不过白炽灯，木头船敌不过铁甲船，前镗炮比不上克虏伯炮……和顽固的倭仁不一样，也和这个王朝的绝大多数人不一样，李鸿章清醒地看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外国“强兵列器，百倍中国”，世界已非昨日的世界。

1865年9月，他在给朋僚的一封信中，发出了“外国猖獗”“千古变局”的感叹。

中国的五千年历史，似乎都在等待着、酝酿着、谋划着，要找一个最有眼光、最有才能、最能忍辱负重的士子挑起大梁，在最后一个王朝降大任于斯人，让这个末世宰相替几千年来所有跟黄土、跟百姓、跟人心、跟权谋、跟统治作战的宰相们，完成这个千古变局！

历史选择了李鸿章，李鸿章也选择了历史，这是三千多年来最惊心动魄的选择。

在那道同治十一年（1872）5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李鸿章这样上奏道：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这一年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曾国藩去世，而他的弟子李鸿章此时正春风得意，年方39岁，已是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此时又加授武英殿大学士，晋身中枢，从此他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

李鸿章知道，这副担子挑着五千多年的世道人心，也挑着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更挑着一千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破碎山河。他明白他的路很漫长，很遥远，也很艰难，前路之上有人在围追堵截，有人在冷眼旁观，有人在落井下石，还有人在殷殷而待，他必须走下去，完成他21岁时的宏愿，马拉骡拽地驱驰这个孱弱的帝国前行。

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大才子黄濬对李鸿章和张之洞有一句妙论，说“李合肥开目而卧，张南皮闭目而奔”，意思是说，于洋务，李鸿章看得虽然明白，但什么都办不动，掣肘太多；而张之洞虽然懵懂不明，只顾老牛拉车，摸着石头过河，无意间却能走很远。

无奈的李鸿章，已经把什么都看透了，什么都研究了，然而什么都要等待着时机与天机。在日后，他不但要靠善意和热诚，更要靠权谋、机心、迂回甚至痞气，以变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