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汉学家芮玛丽这样说：“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

但李鸿章想要的，还不仅是这些，他不但要蛋，还要下蛋的鸡。所以他的工业革命之路，另一端从最基本的编纂教科书开始走起，学习外语的学生也限制在14岁之下，百年树人，他早就看到了这路程之漫漫，人心不变，思维不变，是不可能出现大变革的。

洋务运动虽然是朝廷点头的，但更像李鸿章等人的私人活动，靠着他们自己的苦心、热情和权变在推动，但这带来的局面，却并非不宏大壮阔。托克维尔说，从长远的观点看，一切私人事业的总结果却大大超过政府可能做出的成果。民运能影响国运，就在于此。

后人常拿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相比，说明治维新把日本带上了富国强兵之路，而洋务运动却没能触动旧体制而失败，这其实是事后诸葛亮的论调。要知道，明治维新的一个最大结果，是把日本带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穷兵黩武，而洋务运动虽然一开始是军工开道，但后来从强兵慢慢转向富民，开办了一大批民用工业，这才是两个大变法最根本的不同。

而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洋务运动相比，我们经常说前两者是动摇了制度的“革命”，而洋务运动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自救行为”，这似乎与历史不符，也实在有失公允。

要知道，改良相对于革命而言，是更艰难、更遥远、更需要落地的一种实践，空喊革命口号，或者砸碎一个旧世界，并不太难，而要把旧山河的一草一木改造为新物种，把一个乌托邦变成真正的桃花源，则需要深远的眼光和莫大的勇气，非能任大事者不足以承担。所以，一百五十年前李鸿章掀起的洋务运动，不啻是另外一种革命，一种比革命更革命的革命。

我相信，一场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改朝换代都影响深远，所有中国人的日常经验、农业经验、人格经验，也都在经历一场三千年的大变局，这种变革从此要扎根中国人最坚硬的精神深处。从此，我们要告别黄色的土地面对蓝色的海洋，要换下厚厚的棉布穿上轻便的洋装，要从日出日落和煤油灯走向一个电力的世界，我们要适应一辈子走不出大山到一个月跑遍世界。时空要变了，人世要变了，这是一场决绝的、悲壮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