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受命赴日议和。尽管朝廷已授他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三次谈判未果，在第三次谈判完乘轿返回驿馆的路上，他被一个叫小山六之助的日本人开枪击中面颊，一时血染朝服，李鸿章当场昏厥过去。刺客小山一心想让战事延烧下去，但伊藤博文此时担心的，是有什么把柄落在西洋人手里，使之借机染指中国。

难怪听到这个消息后，伊藤博文气急败坏地说：“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因此之故日方稍有收敛，但伊藤博文仍然气势很盛，他对李鸿章“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接连发电请示，光绪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最后以2亿两白银赔款(原本是3亿两)、割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议和。

可见李鸿章并非主观卖国，而是不得已为之，国残兵弱，城下之盟，他又能奈何？

曾看到过一本出版于1900年10月14日，名为“le petit Journal”的法国画报，封面是一幅这样的画面：一队日本军和一队俄国军，夹护着已经77岁的大清国全权代表李鸿章，前往谈判地春帆楼，荒草、白须、枪刺，背景上的巨大树冠，野兽般地伸展着巨大爪牙！

事实上，纵使这样的威逼之下，李鸿章与洋人交涉，也始终严守清朝“按照条约，不能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的原则为分际，力保朝廷尊严。而且在个人意志上，他从来都是银子少给一两算一两、国土少割一块算一块，在伊藤博文面前他甚至不惜哀求。时人说李鸿章有“豪胆”和“逸才”，在我看来，那是他以放弃个人尊严换回国家的尊严。

他的尊严不但掉在伊藤博文的谈判桌下，回国之后也掉在粗浅的人心之下。不但匹夫匹妇指责他“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就连跟他一起办洋务的张之洞，也讥讽他：“少荃议和二三次，遂以前辈自居乎？”但是李鸿章不畏谗言，且不惧流言，他家中挂着一副自撰的对联：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这套内春功可谓他的金钟罩铁布衫。

然而对年近八旬，又受过枪伤的李鸿章来说，再强大的内功，也不足以抵挡岁月的侵袭和肉身的退化，为了大清的国祚和未来他已劳心累力五十多年，此刻国家老了，他也病了。

1901年9月7日，代表大清国与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的李鸿章，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胃病是典型的心病，俗话说“十人九胃”，操心过多者更是常见。李鸿章早年惯于军旅生活，南北奔波，饮食不定自应常见，但他多于谋虑、用心过度，怕才是胃病沉疴难起的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