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形而下

中国人有一个心结，跟一句话有关，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追求的是道，是大义，是风骨，是思想，而对器物技艺却看成雕虫小道，壮夫不为，所以手艺人地位不高，人人要做的是士子大夫。九流之中，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地理四流批（皮），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手工匠人只能敬陪末座。

正如鲁迅所说，理解了道士就理解了中国人，明白了这句话，也就明白了中国。

1840年之后，晚清有过三件大事，每一件都让中国更进一步。第一件就是洋务派经营三十年的自强运动，第二件是康有为和光绪帝实行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第三件则是慈禧推行了五年的清末新政。吊诡的是，这三件大事中，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行世最深、功用最大，而得到的历史评价却最低，而徒有虚名、浮光掠影的戊戌变法，却被一再拔高和神化。

还是那句话，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内心最深处，“道”和“器”的思维在作祟。

今天我们盛赞的戊戌变法，其实当年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说是变法，而其实更像是一场闹剧，只是这闹剧未来得及露出破绽便被老佛爷一刀砍去，跑的跑，死的死，囚的囚，传奇如戏，之后更经过当事人用心粉饰、旁观者的呐喊以及岁月时光的渲染，天下皆知。

而相比起来，李鸿章和奕等人苦心经营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之前被说成为大清江山保命自救，“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有点反贪官不反皇上的意思，后来又说“对中国的现代化客观上起了一定作用”，说他们即使再努力，也还是没有看清方向，“摆脱不了自身的局限性”，所以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也不足以改变国势国运，甲午之战遂一败涂地。

这种说法，曾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今天再听起来，觉得意犹未尽，甚至觉得错了。

甚至是伊藤博文，在甲午战争后以战胜者的身份面对李鸿章时，也得意扬扬地说，日中两国的政治走向在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后分道扬镳，正是源于洋务运动缺乏日本那样的政治改革:“十年前曾劝撤去都察院，而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