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以之自傲的，是他为日本设计的“脱亚入欧”的那一套政治体制改革。

对国家的发展来说，政治体制当然兹事体大，影响甚广，但是洋务运动却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也并非全是因为未触及政治的缘故，在中国，自有它的因缘和历史节气。

说一句大不敬的话，对清朝来说，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政治体制也许并非拖累，并非不能强大的根源，因为当时的农业帝国适合那种传统体制，产业结构决定政治结构，在没有洋务运动这一中国版工业革命的基础之前，妄谈政治改革实是乱砌空中楼阁，不但不会带来切实的转机，而且还有败坏改革之嫌——这就像在一个尚不民主的国家大谈民主的害处。

对李鸿章们来说，难道要务实的他们也去空谈康有为们那样花雨漫天的口水话？

无论戊戌变法也好，还是后来的辛亥革命也好，虽然轰轰烈烈，旌旗猎猎，但无非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所提倡的更多是从西方的经验和理念里的舶来品，而不是根植于传统中国的大地之上，未免有些病急乱投医、有奶便是娘。相比而言，倒是李鸿章和奕等人的洋务运动踏踏实实、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以微小的物质进步推动蹒跚的帝国。

而之所以后来甲午战败被认为是洋务运动的一次总体检，我觉得，则是另外一回事。甲午战败的大帽子扣不到李鸿章头上，也扣不到洋务派头上，虽然他们也有很小的责任，但是这顶帽子的真正主人，更多的则是慈禧、顽固派和主战派，是空有一腔爱国情绪的眼拙者。

更何况还有一个日本作为对照，一个弹丸之国竟然能打败一个泱泱大国，这种巨大反差，更是让国人无地自容，而李鸿章和洋务派正好成了出气筒，成了替罪羊。

然而就方向来说，李鸿章没有错，洋务派也没有错，中国要想追上世界，追上日本，器物的进步是绝对无可绕过的一步，而且是第一步。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器物就是可生万物的“三”，没有它就没有制度，没有思想，没有风骨，没有大义。

儒家也经常说，要“格物致知”，格物才能致知，洋务运动就是近代中国的格物。

我不相信，没有洋务运动会有戊戌变法，会有清末新政，会有更后面的辛亥革命，洋务运动是花，是被格的“物”，后面的变法、新政和革命则是果，是致的“知”。正像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也就没有英国的“日不落”和维多利亚时代，这是历史自身的内在逻辑，也是万物演进的内在节气，环环相因，精密到看似闹哄哄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各有其节律。

李鸿章的问题在于，他太慢了——他只是帝国链条上比较重要的一环，而并不是控制链条的人，在谋器物之变的同时，他还要谋生谋命，只能小心翼翼，而不能陷于逆鳞之危。

这一点，是他不得不面对的人与天的问题，更是他摆脱不了的伴君伴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