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向革命

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着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者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①

革命是如何引发的呢？马克思的观点相当明确了，就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力发生变化，而财富关系一仍其旧，即分配机制未作适时的调整、变革以顺合财富不断增加的现实——利益分配上的巨大不公平性凸显出来，于是革命的火种便被广大利益受损者的激烈情绪所点燃。

我们稍微简化一下，可以理解成不公平导致社会革命。

1.社会不公与革命

18世纪的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很清楚地交代了社会不公与革命之间的有机关联。

托克维尔在其论述法国大革命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发出疑问：“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② 革命是要扫荡严苛的封建制度。按照常理，哪里压迫深重，哪里反抗激烈。可奇怪的是，革命不是在封建制度保留最多、人民深受荼毒的地方发生——例如1788年的德国，在那里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没有迁徙自由，没有耕作自由，他们的生活受到封建领主的严密控制，而革命不发生在德意志，却爆发于法兰西，真是咄咄怪事。

其实并不奇怪。革命前的法国，农民已非农奴，而是土地所有者，当时法国大概有一半土地属于农民所有。封建领主们也失去了统御、控制农民的政治权力，他们纵然还有些特权，可是论其政治地位，“领主只不过是第一居民”① 。那为什么法国还爆发革命了呢，农民为什么还积极参与革命呢？

这是因为社会不公平。在封建制度下，农民固然饱受剥削，毫无人权，但封建制度毕竟还带有某种“公平性”，尽管是低程度的。农民受封建制度的束缚不假，可“束缚”的另一面是“保护”；也就是说，封建等级制一方面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上，另一方面又给予了农民低程度的保障。束缚与保障对等，故而稍许具备了“公平”的性质。托克维尔说：“为了取得贵族给予的保障，就得接受贵族强加的负担。”② 农民负担沉重，贵族也提供了相应的保障，如赈济贫弱、处理公务。自封建制度崩溃后，农民失去了旧制度提供的保护，却未享受到随之而来的自由和权利，依然受到权力的压榨，负担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利益受损，无从救济。这就不公平了。于是，要求改变现状、建立平等的新型社会的革命运动，受到广大民众的热情支持，自然之极。

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也是在如此情形下发生。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广大农村，最初保有传统的公社体制，农民被束缚于公社之内，当然公社对农民也提供了保护。到1907年，首相斯托雷平强力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瓦解公社体制，实行土地私有化，确立产权制度，允许自由交易。但是，斯托雷平的改革政策明显有倾向性，立足点不大公平，站在贵族、领主、富农一边，支持这部分人大肆兼并公产。农民失去了本属于他们的那一部分土地、财产，同时也失去了旧体制给予的保护。对于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当然无从怀有好感，只有仇恨。庞大的沙俄帝国就在民众的情绪爆发中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