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只是反社会性的原始，只是不参与人际关系的情感互动，还不具备太大的危害性。最具危害性的反社会行为，是报复社会。2005年的时候，一个叫艾绪强的来京打工者，驾着抢来的出租车，故意撞入王府井大街，造成数名无辜行人伤亡。据《北京晚报》2006年3月21日的报道，艾绪强在法庭上自述动机，就是要“报复富人”、“报复社会”，因为他觉得平时受够了欺负，连妻子也弃他而去，世道对他太不公；王府井是繁华之区，富人成堆，所以他选择在这里行凶，以报复这个没有给他尊严的社会。近些年，类似的报复性事件时有发生。除了谴责和制裁行凶者外，我们还要反思因社会的运作机制失当、不公而激发出来的仇恨心态。

2.非理性

仇恨情绪，还是非理性的。非理性，就是盲目，没有目的。这个很奇怪，既怀有仇恨，必有仇恨的对象，也必知仇恨的对象。既知仇恨的对象，那么报复的手段、方式是可确定的。这个过程本是相当清晰、理智，那为什么还说仇恨是非理性的呢，是盲目的呢？

我所说的非理性、盲目，是说在实施报复的过程中，目的和手段往往发生颠倒，最终目的消失，手段反而变成目的。我举个例子，如2012年的“钓鱼岛事件”。日本想“国有化”钓鱼岛，引发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我所在的西安，就是抗议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没有悲剧产生，呼啸而过的大队人马多半会践踏无辜的花草。情绪激昂的抗议者们堵塞街道，狂砸日货，尤其是日系车。有个日系车主的车被砸了不说，颅骨还被砸穿。只因为开着日系车，便在狂热的抗议者心中当作了日本的“替代品”，这些车主们不再是同胞、市民，而是日本仇人的“替身”。在目的合理性——爱国——的名目下，手段也有了正当性。于是，砸车，砸得大义凛然；伤人，伤得义正词严。当目的的正当性确证了手段的正当性，手段便取代了目的，摇身一变，成为当下的、直接的目的，而真实的目的反倒消失。从而，针对无辜者的打砸等暴力行径，肆虐开来。这就是我所说的盲目性、非理性。

仇恨的情绪，不仅使人头脑发热，铤而走险，不计后果，施暴行凶；而且，还了无愧畏，视作当然。因为在仇恨者的心中，他是在反抗不公，是在捍卫公平，所以他的捍卫，他的报复，他的暴力，全都是正当的。

3.极端化

有了仇恨，很容易走到极端化的程度。什么叫极端化呢？

第一，不设底线。底线，就是自觉地有所不为；而所谓走极端，是无所不用其极，怎么有效怎么来，怎么能更好报复怎么做。因此，仇恨必然使人轻易突破底线，逾越社会通行的规则。两个拳击手正规比赛，一方被击倒，另一方断无“宜将胜勇追穷寇”的念头，继续拳打脚踢。规则既保护败者，令他败而不亡；也保护着胜者，不让他胜之不武。但欲报仇者不然，是不讲规则的，撒沙子，丢石头，打暗拳，搞小动作……所以，不设底线的结果是人与人的关系出现“丛林状态”。“丛林状态”，就是道德真空的状态。在失去道德意识、底线意识的状态之中，人只把维护他本人的利益以及防止本人利益被侵犯作为唯一的原则，人与人由此是互相猜忌、防范和仇恨的。

第二，不择手段。不设底线，所以不择手段。我们知道，不公平产生仇恨，而仇恨是指向着报复的。通过报复，在伤害对方的过程中，才有泄恨的快意，才能扭转不公平的态势而重新获得心理的平衡。所以，报复越有力，伤害越重，仇恨者越是快慰，越发满足。而有力的、激烈的报复，必定是极端之举。有个历史故事：春秋末期楚国的伍子胥，他的父兄被楚平王杀害，满怀怨恨，逃到吴国。其后借助吴国的力量，攻破楚国，他把楚平王的尸体从坟墓里拖出来鞭打，以此泄愤。他的朋友申包胥批评他太过分了，伍子胥说他自己已是日暮途穷，所以不惜倒行逆施。我借这个例子，只是说明仇恨的逻辑，仇恨的运作方式，仇恨所导致的报复行动，不由自主驱使着人往极端方向走，越极端越能泄愤，越有快意，哪怕倒行逆施。

第三，不讲情感。恻隐之心，天然的良心，情感，是人之为人的最后防线。而当人走极端的时候，是把情绪、仇恨最大化，因此之故，是情感的最小化、乃至于无。我们看到，在反日的游行示威中，民族仇恨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在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心中，情感荡然无存，于是开着日系车的无辜车主的颅骨被刺穿，也引不起施暴者的怜悯，没能止手。

仇恨所导致的反社会、非理性和极端化的行为，是对他人、对现状、对社会制度强烈的不认同、不接受，一言以蔽之，是不宽容。所以，每当革命发生的时候，这样的不宽容心态，伴随着仇恨者掌握权力，产生出巨大的强制性和破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