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国企的企业家。

自2003年国企改革初步完成后，国企与过去那种亏损、低效、臃肿、困窘的形象有天壤之别，如今甩掉了包袱，精简了人员，理顺了关系，引入了现代企业制度，在各自核心领域内维持了垄断地位，财雄而势大。但国企的高管们，同样遭遇着他们在这个层面上的不公平问题，有委屈感。

问题核心还是利益分配。相对于普通人，相对于各自企业的普通职工，相对于同级别的行政官员，国企高管们拿着不菲的收入。但还是有声音，认为目前的薪酬标准尚不足以体现他们的贡献和价值。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的话比较典型：“我一年税后工资是40多万，你会信吗？美国GE等大公司年薪是千万美元，民营企业就更不用说了。央企绝对不可能有这种高工资。这个矛盾怎么解决？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随着企业职工的收入不断增加，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应该按经济规律走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高管高薪’。” ①

一句话，大众嫌目前国企企业家们的收入过高，而当事人则认为过低，社会大众对他们的指责是不公平的。因为国企的企业家们视野已与“国际接轨”了，是从国际同类情况来比较、看待他们的薪酬待遇。参照标准既然不同，感受自然不一。说到底，国企高管的情绪，还是由国企自身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国企所承担的政治与经济的二重职能，使其高管们在身份上也有二重性：政治体系中的官员、市场竞争中的企业家。制度的复杂性决定了国企的高管们难求他们认为公平的分配。国企企业家群体的情绪，只能从制度上去寻求原因。

2.知识精英

知识精英，我在这里并非定义为一般型的知识分子，而特指那些能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资源的分配上享有较多部分，并且非常活跃、有着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知识精英，伴随着市场化导向的深入以及社会利益格局的固化，逐渐成型。

知识分子在近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伴随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的行程，自身也有影响的演化。上世纪80年代，是人文类知识分子大行其道的年代。这里面有多重原因，我不做详细分析。有文史哲背景的知识者们，热衷于探讨中西文化、人性等比较宏大的话题，抱有理想的情怀，使命感很强，力图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物质利益上，知识分子也有过一段比较黯淡的时光，清贫寒陋，当时流传有种种情绪性的说法，如“脑体倒挂”、“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进入90年代后，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开始演化了。

其一，是学术自身的演化。在领风骚于一时的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外，与社会发展进程联系更为紧密的社会科学，诸如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继兴起，盛于一时，至今不衰，使得知识精英们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剖析，有了更强大的理论能力、更精准的发言工具。

于是，带来第二种形式的演化：即知识精英们自身的学院化，以及与之相反的市场化。我在第二章讲儒商时，做过一点粗略的分析，作为现代知识精英原型的古代士人，有一个立身处世的根本立足点，即超然利益之外的价值关怀。而随着中国市场化的进程逐渐深入，一部分知识精英选择扎根学院，不问外事，倾力于纯粹的学术；一部分知识精英选择走出学院，拥抱市场，和社会强势利益群体发生更紧密的联系，为其立言、说法、献策，提供知识与智力的支持，获取更多的实际利益。这就使得知识精英阶层从两个方面出现褪去传统士人精神的现象。

特别是后一类知识精英，成功地把文化资源与权力、经济等资源相结合，有的成为新锐的“学者型官员”，有的成为煊赫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在社会日益成型、固化的利益格局中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这部分知识精英，是以依附的姿态切入市场与权力体系，较难保持完整而独立的人格，也有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