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社会所遵循的还是 18世纪的社会地位划分，而她和丈夫显然处于下层社会。与他们共同居住在布罗德街的手艺人（木匠、箍桶匠、家具木工、枪炮制造工人、杂货商人和船夫）算是中等阶级，依靠自己的力气和技能来谋生。一位上流社会的纽约人曾写道：“这些人体现出了一种粗野的独立自主，在我看来非常具有男子气概，他们属于社会中的一员，受到人们的尊重和信任。”但即使是拥有商店并雇用了助手的工匠也被视为是体力劳动者。历史学家斯图尔特·布鲁明（ Stuart Blumin）曾提到：“实业经营者独立自主，依靠双手谋生，但阶层文化让他们的地位被贬低。 ”

科尼利厄斯和索菲娅的住处距离百老汇大街的南端仅有几步之遥。在百老汇大街上，约翰·兰伯特注意到，豪华的私宅里“居住的都是大商人和纽约的贵族”。兰伯特的游记里常常会提到这个阶层，称他们“在纽约的生活方式时尚而奢华”，对“下等社会”嗤之以鼻。 1811年，有人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自己和朋友如何迫切地渴望“成为商人，因为从事机械方面的工作太过丢人”。

范德比尔特本可以继续留在史坦顿岛，享受大海上清新的空气，这样可以更好地节约生活成本，但他和“中等阶层”的同伴们都希望能够往上爬。“大商人”们的远航船都被迫停在了港口，战争时期的物资短缺随处可见，工匠们因此发展成了企业家，打破了长久以来的生产方式以提高生产力。范德比尔特迁往纽约市区的举动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创业精神的行为。在纽约市区，消息传播得非常迅速，人们或者口耳相传，或者阅读报纸。报纸上印有进口商品价格、轮船到达和出发的新闻以及股票和日用品的价格。交易所设在市区，人们在市区对货物进行拍卖，每天在马路边对债券和股票进行非正规的交易；人们树立信誉的地方同样也在市区，而信誉正是这个非正规的个体经济的核心。

范德比尔特不仅拥有工匠同伴们的创新精神和充沛活力，同时他也注意到，纽约最富有的居民多数是综合性的商人，甚至就连银行和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商人们支撑起来的。例如，当联邦政府需要销售数百万美元的国债来为战争筹募资金时，也会去找两位拥有船只、进行国际贸易的商人，他们就是费城的史蒂芬·吉拉德（ Stephen Girard）和纽约的约翰·雅各布·阿斯特（ John Jacob Astor）。他们两人会代理国债的销售，自己也会持有。范德比尔特绝对不会忘记，最富有的人所从事的都是货物贸易。

尽管在战争岁月里取得了些许成功，但他的财富之所以能够增长，是因为人们担心英国的战列舰会出现在桑迪胡克。总统颁布了禁止贸易令，纽约的居民们都在忙着挖战壕，不过人人都希望这些战壕永远不要派上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