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德比尔特写信给吉本斯说：“我不能离开船，否则约翰·利文斯顿就会趁我不在时抓走所有人。我现在让所有船员都躲开，这样他们就抓不到人。而我自己在纽约的码头上进进出出。我自己驾船，让他们来抓我。不过我不会让他们抓船员，因为他们的保释比较困难。”根据后来的传闻，范德比尔特很快懂得如何机智地避开逮捕自己的人。他修建了一个秘密的舱室，然后躲在船上，直到水手解开船上的绳索再次出发。当警官找到他时，范德比尔特会给警官两个选择：要不从船上跳到码头上去，要不就坐船到新泽西州待上一天。他还一度训练了一位女性来驾船进入码头。当警官猛冲到船上时，他就会躲起来。面对女性舵手，警官只能是说话结结巴巴，面红耳赤。

而另一方面，吉本斯开始变得恐慌不安。他因为痛风、糖尿病，可能还有癌症而卧床不起。 4月，吉本斯心脏病发作，被隔离在家中。他写道：“约翰·利文斯顿正在向我们发起可怕的战争，其破坏性达到了极致，范德比尔特的能力不足以战胜此类诉讼。我看不见他，而他又不会写信。这就像是一场血淋淋的战斗，而我是战斗中被人遗忘的牺牲者。我向范德比尔特提出了问题：我们是否必须停运贝娄娜号，改为到普林斯胡克（ Powlis Hook）的路线？或者我们要停运鹦鹉螺号？但我没有得到他的答复。 ”

事实上，对范德比尔特来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失败的可能。在不需要躲避逮捕时，他高高兴兴地进行谋划，为利文斯顿设计陷阱。例如，他秘密地租赁了橄榄枝号的码头，然后等待航季到来时伺机将自己的敌人逐出码头。他在新泽西州提起了报复性的诉讼，让橄榄枝号的船员被捕，并且“在新不伦瑞克时，当着一名治安官的面将他们拖到森林深处的 10公里处，然后让他们保释，这些麻烦比我在纽约遇到的要多得多”，范德比尔特如是吹嘘说。他完全没有为未来担心，还将自己 16岁的弟弟雅各布和老合伙人詹姆斯·戴也拉入了伙。但吉本斯是一位律师，他充分了解法庭内的变数。尽管在船只、码头和客栈上投入了资金，尽管降低了旅费，但还存在蒸汽船比赛，最高法院的几句话就可以把所有这一切都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