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兹杰拉德这么写绝对不是无意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电话。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电话”这个词汇总共出现了六十五次，对于一部只有九章的中长篇小说而言，这频率是很惊人的。电话和汽车一样，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相互交往的方式，它能够让处在不同空间的人实时地进行交流，在刚接触的人看来简直就像魔法般神奇。菲兹杰拉德安排盖茨比经常在宴会中告退去接听来自芝加哥或者费城的电话，正是为了强化笼罩在他身上的神秘色彩。

《了不起的盖茨比》不仅巧妙地将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器物镶嵌在自身中，而且也如羚羊挂角般浑然天成地容纳了那个年代新出现的社会风潮——主要是女性的独立和新的家庭伦理观念的出现。曾经让叙事者尼克·卡拉威倾心不已的乔丹·贝克是新女性的化身，她是个高尔夫球运动员，家里只有姑妈一个亲人，从来不受家庭事务的羁绊，而是以四处参加比赛为生。甚至连她的外表也呈现出当年流行的男性化倾向，她“是个苗条的平胸少女，昂首挺胸地站着，姿势很像年轻的军校学生”（第013页），至于她的行为举止，尼克“发现她穿晚礼服，无论什么衣服，都像穿运动服”（第050页）。值得顺便提起的是，这个名字来自当年在美国风靡一时的乔丹牌跑车和贝克牌电器——连她的名字也是新时代的象征！甚至连梅朵的妹妹凯瑟琳这样次要的角色也是独立的：她曾经和一个女性朋友结伴，到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去旅游。

在小说的第七章，当盖茨比和布坎南摊牌时，布坎南慷慨激昂的陈词很好地总结了这种点点滴滴地散布在全书的观念转变：“难道现在最时髦的事情就是袖手旁观放任来路不明的无名小卒跟你的太太做爱吗？哼，如果这样才算时髦，你尽可认为我很古板……这年头大家开始蔑视家庭生活和家庭制度了，我看接下去规矩都要被废掉，连黑人和白人也可以通婚了。”（第126页）

而对当时社会影响极大的禁酒制度，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也是无所不在。盖茨比之所以能够过上挥金如土的生活，根据布坎南的调查，因为他从事的是走私酒精饮料的勾当。用来路不明的钱财办起来的宴会，其实可以被当成是对“热闹的20年代”的讽喻。小说的第三章和第六章异彩纷呈地描述了盖茨比家举办的两次灯红酒绿的宴会，比如下面第三章的这段文字：到了晚上七点，管弦乐团已经抵达，不是那种五人小乐队，而是正式的乐团，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小提琴、短号、短笛、低音鼓和高音鼓，样样齐备。在海里游泳的宾客都已从沙滩进来，正在楼上换衣服；纽约来的轿车停了整整五排，而各处走廊、客厅和阳台站满了明艳的女宾，她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顶着稀奇古怪的发型，披着卡斯蒂利亚人做梦也想不到的纱巾。吧台忙个不停，诸多盛放着鸡尾酒的托盘飞也似的飘到外面的花园。花园里充满了笑语和欢声、毫不经意的寒暄和转身即忘的介绍，还有彼此不知姓名的女人之间热烈的攀谈。（第040页）

爵士时代特有的丰裕、浮华而热闹的情调在这段文字中呼之欲出。第八章也有一个大致相同的段落，描写的是黛熙出嫁前所处的生活环境：

因为黛熙是个妙龄少女，而她所处的又是纸醉金迷、寻欢作乐的势利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轻歌曼舞尽日不息，声色犬马终年无休。萨克斯管彻夜吹奏着如泣如诉的“毕尔街蓝调”，上百双金色、银色的舞鞋踢起闪亮的灰尘。到了茶歇时间，这首低沉而甜蜜的热门歌曲依旧不断地回荡着，而许多新鲜的面孔宛如被那些铜管吹落在地面的玫瑰花瓣，在舞厅里到处飘来飘去。（第146页）

让约翰·张伯伦赞叹菲茨杰拉德“有能力用一段文字抓住一个时代的韵味、一个夜晚的芬芳和一首老歌的情调”的，大概就是这段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