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熙突然伸手挽住他，但他似乎沉浸在他刚才说的话里。也许他已经明白，绿灯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从现在起永远地消失了。在从前，和他与黛熙之间遥远的距离相比，那盏绿灯似乎离她非常近，近得几乎触手可及。它和黛熙的距离，就像星星和月亮那么近。现在它原形毕露，无非是码头上的一盏灯而已。让他心醉神迷的物品从此减少了一件。（第090页）第三次是在小说结尾的第九章：

我坐在沙滩上遐想古老而未知的世界，忽而想起了盖茨比，他第一次见到黛熙家码头末端的绿灯时，肯定也感到万分惊喜。他走过漫漫长路才来到这片蓝色的港湾，肯定觉得梦想已经离得非常近，几乎伸出手就能够抓得到。他所不知道的是，梦想已经落在他身后，落在纽约以西那广袤无垠的大地上，落在黑暗夜幕下连绵不绝的美国原野上。（第174页）

第一盏绿灯象征对梦想的追求，第二盏象征对梦想的实现，第三盏象征对梦想的超越，为整部小说构建了非常完美的对称结构。这种不着痕迹的安排在文学作品中是很罕见的，所以连仅把菲茨杰拉德视为普通作家的同时代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形式感也有所完善”。

在我看来，《了不起的盖茨比》在语言层面最杰出的成就，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哪怕在长达数十万字的小说中，我们也很难找出如此之多特征鲜明的人物：执着落寞的杰伊·盖茨比、虚荣自私的黛熙·布坎南、谨慎自省的尼克·卡拉威、傲慢吝啬的汤姆·布坎南、高傲冷淡的乔丹·贝克、刁蛮势利的梅朵·威尔逊、软弱本分的乔治·威尔逊、阴险虚伪的梅耶·沃夫希姆，甚至连只出现两次的凯瑟琳，也呈现出她的多面性：俗气妖艳，却又知道分寸。其实小说和绘画在艺术手法上是相通的。真正高明的画作要表达某个对象，总是重点刻画其最突出的特征，而其他地方则不多加描摹，甚至留白，比如中国古代的山水或者花鸟画，这样透露出来的美感，往往是面面俱到的摄影作品无法比拟的。真正高明的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是如此，菲兹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就呈现出这种知白守黑的至高境界。比如形容汤姆·布坎南的吝啬，他是这么写的：过了片刻，汤姆站起来，开始用毛巾把那瓶尚未打开的威士忌包起来。

“想来点这玩意吗？乔丹？……尼克，你呢？”

我没有回答。

“尼克，你呢？”他又问。

“什么？”

“想来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