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我当初只是觉得任老有些不合时宜，人还是蛮可爱的。可是，恰恰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明了生活本身的无聊。荒诞无处不在，已经让我们习以为常。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敢到政府门口示威静坐的群众并不多。有一回，几个群众因为一桩凶杀案没有得到公正处理，跑到县政府门口喊冤。任老从政府大门口经过，吓唬群众说：你们有问题可以打报告反映，喊什么冤？要是被美蒋特务拍了照，就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了！喊冤群众看看他的穿着，听他讲话牛头不对马嘴，只当他是疯子，根本不理他。任老十分气愤，跑到县领导那里大摇其头：不得了啦，现在老百姓没有半点儿惧怕了！跑到政府门口闹事，吓都吓不走！原来在任老这样的老干部看来，老百姓理所当然是要怕政府的。

回想我小时候见过的干部，任老讲的话大有来历。我记得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群众对干部的感觉就是一个字：怕。村党支部书记算是最小的干部了，严格说来还不算国家干部，但老百姓对他们也是害怕的。我们村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正好是我们生产队的，成天黑着脸，从不正眼看人。村里群众遇上他，恭敬地叫声“书记”，他总是鼻子里哼一声。他的工作主要是开会，一般不参加劳动。偶尔，他扛着锄头，出现在地头，气氛就紧张起来。我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有一回锄油菜地里的草，社员们边干活边说笑，地里热火朝天。快收工的时候，忽然有人轻声说道：书记来了。地里马上安静下来。书记横扛着锄头来了，慢条斯理地脱下棉衣，取下手表放在棉衣上面。全村只有他有一块手表。太阳一寸寸靠近山头，社员们早就想收工了，可是没人敢吭声。生产队长是书记的侄子，也不敢说话。大家都自觉地同书记拉开距离，让他像个孤家寡人，独自在田角里锄草。书记威严地劳动了大约四十分，看看手表，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穿上棉衣走了。生产队长这才喊道：散工了，散工了！

上中学时，我们冬天必须经过一片密密的甘蔗地。有调皮的学生会偷甘蔗吃。有一回，有个同学刚扳断一根甘蔗，忽然甘蔗地里闪出一个人。我们都吓坏了，原来是公社书记。那个偷甘蔗的同学魂飞天外，拔脚就跑。公社书记逮住我们几个无辜的学生，要我们供出那个同学的名字。我们谁也不肯说，就像电影里看到的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偏偏有个同学顽皮，说：他叫向天问。意思是叫公社书记去问老天爷。公社书记火了，吼道：我就抓您这个向天问！这个同学很机灵，身子一闪，一溜烟跑了。公社书记追“向天问”去了，我们几个同学也得救了。我永远忘不了公社书记那张胖脸，脸上的肉是横着长的。

我家现在的保姆舒姐，五十岁上下，乡下人。她家里很穷，男人比她大二十多岁，长年虐待她。照舒姐的说法，那男人手里抓着什么就拿什么打她，不管是扁担或是凳子。有一回，她说起了自己的身世。她原先有过一次婚姻，因为不育，就被她男人休弃了。这时，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男人热心地照顾她，说想娶她。她家里穷，没有依靠，就答应了。可是过了几天，她发现这个男人很坏，就反悔了。那男人就威胁说，她已经用掉他二十块钱了，一定要拉她到公社去讲理。舒姐就怕了，只好嫁给他。舒姐说，她一听说公社干部就怕。她说自己还有一个怪毛病，平时只要看见穿黄衣服的和穿制服的人，心里就怦怦地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