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渡：您小时候顽皮吗？

王跃文：谁小时候不顽皮呢？可我顽皮的天性多半被压抑着。我是右派分子的儿子！有件小事我终生难忘。当时父亲给大队养蜂，需随各地花季变化四处迁徙。那时中国农民是没有迁徙自由权的。那时候有个古怪的罪名，叫“流窜犯”。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未经许可异地走动，居然是犯罪。父亲每次去四川或贵州放蜂，须层层开介绍信。不知是父亲不愿忍受公社干部的冷眼，还是真认为我长大了应该做些事了，就叫我去公社盖章。我那时大概十岁，步行十五里跑到公社。有个管公章的干部，拿着我递上去的报告，嘴里阴阳怪气地念着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是全县有名的右派分子，这个干部当然知道。干部看着我父亲打的报告，突然轻蔑地笑起来，嘴里说着两个字：放牧！

我拿着终于盖了章的报告出了公社，走出好远，都不敢回头，总觉得有双冷冷的眼睛在后面望着，嘲笑着。直到我确信走得足够远了，才掏出父亲的报告，边走边看。我不知道父亲是因为笔误，还是忌讳“放蜂”二字同“放风”谐音，写的确实是“放牧”。前几年，我同父亲开玩笑，说当年把您打成右派，实在是抬举您了。因为“反右”是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而您出身寒苦，够不上资产阶级的格，读书小学都没毕业，也不是知识分子。我同父亲说这些话时，心里想着的正是当年他报告上写的“放牧”二字。也许父亲真是用词不当，而不是笔误。可是反过来想，中国古代把做官的称作牧民，那么我父亲把“放蜂”说成“放牧”，也不值得那位管公章的公社干部嘲笑。人都可以牧之，何况蜂呢？

我童年遭受的尽是此类屈辱，哪里还敢顽皮？父亲在台上挨批斗时，我不仅要坐在台下看，而且还要跟社员群众高喊“打倒”之类的口号。我的老家本是个很传统的乡村，长幼有序，尊卑分明。晚辈是不敢把长辈的名讳放在嘴里说的，可我不仅要直呼父亲的名字，而且还要高喊“打倒”。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看见父亲被批斗时的情形。批斗会是在村里祠堂召开的，我父亲和其他的地富反坏右全部低头站在台下前排，预备着上台挨批斗。那一天是专门批斗我父亲，其他的五类分子是陪斗的。只听得戏台上有人严厉地高呼一声：把右派分子某某某带上台来！两个青年民兵一人扭住我父亲一只手，推着我父亲飞快地往戏台上冲。上戏台的木板楼梯非常陡，我生怕父亲脚动慢了就被折断。父亲被推到台上，叫人猛踢一脚就跪下了。立马，一根崭新的棕绳子把我父亲五花大绑起来。旧棕绳柔软些，新棕绳很硬很糙更伤人。母亲多年之后说起这事，一直对有人专门拿新棕绳绑我父亲耿耿于怀。人到那个悲惨境地，只求有一根旧棕绳就是安慰了。

我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就不敢顽皮，凡事只能在心里想。我自小就是个心事重重的人。比方我去公社替父亲开介绍信的经历，我从未同任何人说过。我在外挨了欺负，回家也是不说的。除非身上有伤痕，父母看见了，他们才会拖着我上别人家去说理。

孩子毕竟是孩子，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并不在乎谁的家庭出身。只是斗气了，打架了，黑五类崽子就要倒霉了。他们会围攻我，就像社员群众大会上一样，高喊打倒我的口号。时局松一阵紧一阵，就像发羊癫风。时局紧，也就是说来运动了，我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晚上我们小孩总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可常常是我们正玩得起劲儿，生产队里突然开大会了。我很怕看见队里开会。只要听说开会，我就惶恐不安。父亲不是被斗争，就是独自关在家里抽烟。父亲没有资格参加群众大会，除非需要他上台认罪亮相。不论是哪种情况，我都害怕极了。很多次，母亲带着我参加社员大会回来，推开父亲房门，里面浓烟滚滚。父亲抽的是自己卷的喇叭筒烟，味道很呛人。我望眼父亲的黑脸，大气都不敢出，就摸回屋子睡觉去了。那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只有独自关在房里抽闷烟。

运动来了，自然会影响到学校。记得很多次，我同二姐在学校受了委屈，父亲就赌气，不让我们姐弟俩上学了，回家自己教。父亲自己教毕竟不是办法，等形势稍好些了，我们又回学校去。我记得当时弟弟还没有上学，我和姐姐时常回到家里不去学校。

小时，我躺在床上，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大人不明白，我小小年纪，怎么会睡不着。我失眠的毛病，自小就落下了。我失眠的年龄来得太早。母亲带我去看过医生，医生百思不得其解，还开玩笑说，你多大了？就知道想心事了？那时，我不到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