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老百姓自己呢？大多时候也是经不起拷问的。如今很多老百姓的怨气，就是巴尔扎克《高老头》里面写到的拉斯蒂涅的怨气。拉斯蒂涅痛恨上流社会，只是因为他不能像上流社会一样花天酒地。有些老百姓，如果自己家里有人做官掌权，他们看待官场腐败的态度就平和多了。包括有些小干部也是如此，他们自己没发达的时候，疾恶如仇，正义凛然；一旦自己时来运转，手握大权了，嘴脸就变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人一阔，脸就变。

伊渡：这种人哪里都有，并不只是在官场，好像中国不管哪个角落都充斥着官场气息。学校校长、企业经理、医院院长都把自己的职位当官在做，真是荒唐。

王跃文：有人指责我的眼睛老盯在官场。说实话，我自己也有些烦了。可是，官场文化的阴影笼罩着整个社会，我做不到视而不见。有个笑话，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两个挨整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劳动，他们出门几步，突然回头问管教干部：我们两个人哪个负责？我想这绝对不是夸张，官场意识真的如此根深蒂固。

官场文化您可以有种种定义，但最基本的内涵就是：我有权力，我要管您！至于我还要谋取特权，我还要贪污腐败，等等，都是自然派生的东西。

有些官员说现在老百姓不好管，最令他们头痛的就是老百姓动不动就集体上访。不论哪级政府门口，好像天天都有上访的群众，只是人数或多或少。政府在群众上访这件事上，本身就不能自圆其说。一方面，人民信访制度被说成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一方面又严令各级政府劝说群众不得上访，特别是不允许发生大规模集体上访。人民信访制度是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老百姓反映情况、伸张正义、洗雪冤情的渠道。现在老百姓仍然沿用这个渠道，只能说明法制路径照样不畅通。不管是哪个路径，民意总得有个气孔表达出来。一味地堵，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如果把老百姓表达民意的举动看成是不好管了，显然是没有道理的。这些其实都是常识，并不值得我们在这里讨论。可是，有些官员往往无视起码的常识。

现代的官员把老百姓上访和告状说成民风不正，就像帝制时代的官员憎恨老百姓“喜讼”，这是极不正常的。康熙朝的时候，有个叫赵申乔的高级官员，做过湖南巡抚，官至户部尚书，早年曾在杭州做过官。赵申乔是个政声极好的清官，但康熙皇帝非常不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赵申乔在杭州做官时，判了很多官司。这应该算是认真执法，调解民间纠纷，保证政通人和。康熙却责怪他好揽词讼，说什么为官以安静为务，不必弄得人心惶惶。难道遇事不理，听任民怨日积就好了？我们现在的官员，若仍是康熙皇帝的治国之道，那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