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来得及从华远领工资，就为华远赚了大钱

1984年的一天，我接到了戴小明 的电话，要约我面谈一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华远公司这个名字。戴小明的弟弟戴小安 是我的同学，“文革”时我们都是被打倒干部的子女，经常在一起相聚。戴小明告诉我，西城区政府向市政府申请成立了计划外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华远公司”，希望我加入。

进入华远后，戴小明给我的是一张非国企的营业执照，和我在青年服务社时一样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的营业执照，并非直接进入了国企的总部，只能算是下属的企业，并且不给一分钱的注册资本，还要安排待业青年以享受税收优惠，完全“拼”不上“爹”，我所要求的只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经营自主权。我有充分的准备和能力，我相信只要有这个独立的平台，一定能干出一番惊人的事业。

我首先要用华远的平台做生意，为新成立的公司赚出注册资本来。

张小冬的第一任夫人在国防科工委下属的晓峰公司 工作，恰巧晓峰公司要采购80多台录像机和其他设备，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利用华远的平台签订了供货合同，收取了预付定金，并到广州东莞一带寻找货源。也许供货方向我们提供的是走私品，因此我们获取了高额的差价，扣除税收之后还有30多万元的利润。供货方要求必须再用一半的差价以购买家具的方式支付，这大约就是如今的信息费或回扣吧！于是我们又签订了家具的供货合同，预付了十多万的定金。

那时一笔生意就赚这么多的钱，确实让人吃惊，除了施工队之外，我所有的企业都是一整年的经营也才赚个万元、几万元的利润。这次小试牛刀也让华远的工作人员目瞪口呆，这一下我们没从华远领取工资，但有了进入华远的资本。

每次我去市计委办理批文时，刘晓光处长常常连头也不抬地大喝一声“到外边等着”，然后继续干自己的事。那时的政府机关中的“外面”，不是会议室、待客厅，也没有椅子、沙发，只能在走廊中站着，来来往往的人会将你当动物看一眼。更糟糕的是，刘晓光常常会把站在外面的人忘掉，有时候让我足足等了四个小时，等到要吃中午饭时，他才走出办公室，才想起来外面有个我在等着拿批文。也许是因为我的坚持和等待，刘晓光才大发善心，给予批准放行。那时这种气受得多了，但只要事能办了，受气也是值得的，慢慢地我们也成了朋友。

许多人会质问华远公司是否贿赂官员，我无法明确地肯定或否定，刘晓光就是典型的案例，我可以肯定地说刘晓光没有从我的手中为了个人拿过一分钱，却会常常“索贿”，而企业却无法抗拒这种并非为私人谋利的“索贿”，或者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摊派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