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计委办了本《投资》杂志，以普及投资动态和吸引投资为主，办杂志没钱，刘晓光就利用权力和关系，让我捐款。1992年北京市组织到香港招商的大型活动，刘晓光又张嘴让我为市计委配套计算机，我不但提供了大量设备，还要负责编制软件程序教他们如何使用。类似这样的事情都是刘晓光觉得自然和值得骄傲的业绩，那时也许他们只是把国有企业资源看成是他们可以调动、指挥的一部分，也许是相互信任之间的一种默许。

一天，我到了老战友阎阳生家，开始吹嘘我的新公司，并希望他能调到公司来当我的副手。。九月的夏天，北京很热，那时家里都没有空调，阎阳生和妻子卓柳江 就提着暖瓶和茶壶，坐在政治学院的小院的石桌前侃大山。闫的父亲那时已从四十一军调回政治学院任职。我说我已有了新的活动平台，可以干一番大事业。而阎阳生正在忙着学德语，他已经获得了公派去德国留学的资格，他说这个机会难得（能有机会学一门外语，在当时也算件大事了），并把学外语看得很重。我说有了事业出国自然就变得很容易了。他说，但你出国不会外语，无法交流，我说：“有了钱，我可以带翻译。”这次“请贤”最终无果而终。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创业其实是比学外语更难得的机会，当大家都去创业时竞争就更激烈了。

也许是阎阳生咽不下给我当副手这口气，几年后也下海开始自己干，学的德语都泡了汤。但还没等他干出个名堂，就像我一样被抓进检察院，几经折磨就没了锐气。虽也同样无罪释放，却再也不敢干企业、搞经营，仍靠笔杆子为生，混了个官路，当了全国工商联的宣传部部长，后来又在中国工商出版社办起了杂志。退休后仍在办杂志，不过是澳门注册、内地出版的杂志。

我们之间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不服气其实也是一种动力，要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就必须拿出点硬功夫，干出点像样的成果。每过一段时间我们相遇时都会摆摆龙门，看看谁的谱大。

阎阳生仍坚持自己出国留学的选择，却对我的新企业、新事业动了真情，最后他将漂亮的老婆卓柳江“送”给我，当了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一直跟随我许多年，我也总算是没有空手而回。

除此之外我还招了几个待业青年，其中的一个成了我的第二任老婆，给我生了个女儿，至今我们都很幸福。

新的公司成立了，新的事业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