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基建任务就用文件委托的方式交给了华远公司，华远公司由此涉足房地产领域。那时还不是商业性、市场化的房地产开发，而是一种基本建设任务。文件确定由市财政拨款2640万元投资建设，原被拆迁单位等面积回迁，并增加建设的面积，由华远公司负责融资建设并使用。当时最紧迫的是如何将大楼建设起来，让回迁商铺能正常经营，并为政府提供税收。

当时华远公司并没有这种搞过建设工作的人才，于是我就主动申请承担该项任务，至少我是组织过打坑道、有施工经验、领导过施工队的功臣，至少是个看得懂图纸的“半瓶子醋”，也向戴小明提供了组织计划书。但那时公司刚刚成立，戴小明对我还缺少基本的信任，更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两把刷子，因此拒绝了我的请战，希望引进更多的专业人才来承担此项目工作。但戴总将提交这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任务交给了我。

那时没几个人懂什么是“可行性研究报告”，连官方项目也是拍脑袋做决定。我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建立自己的专家库，如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的吴晓灵，尚是五道口的学生就进了我的专家库；另一方面开始寻找做可行研究的队伍，逐步从商品经营转为靠咨询、研究提供技术服务盈利。

我与人民大学工经系的研究生班建立了联系，领头的四个人是邹刚、黄铁鹰、刘鹤与顾从之 。前三个是人大的研究生，老顾则是不用上研究生课而具有研究生水平，也懂计算机的编程和应用，也是唯一一个我与其分手后没再见过的人，据说后来在美国的夏威夷当了教授。其他三位则与我保持了较长时间的联系，直到今天仍是好朋友。

邹刚后来也去了美国，并曾在世界银行工作过，曾与华远合作在美国开了公司，但经营得并不成功。近几年失去了联系，记得他留下了一屁股的债还没还，但那几年他还是很活跃和成功的。也许成功的博士理论都很不错，但真正下海办公司就书生气太浓了，还不如我这个没有学历的实干家。

黄铁鹰算是成功的商人，曾在华润集团任过副总，也是华远与华润合作时的重要桥梁。如今长居澳大利亚，但仍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专为MBA的学生讲案例分析，我们之间的合作也成为北大的教学案例。黄铁鹰闲下来总会写几本书，谈谈宁高宁和我。

刘鹤是唯一一个从政的人，曾任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后来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书记，如今是发改委副主任。但他干的还是中央财办局主任的活，是经常在中南海里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打交道的高官，“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我们常常见面，在我心目中他不是什么官，私下里我们仍以朋友相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