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晓峰公司做完第一笔录像机生意之后，打通了我们与南方的采购渠道。当时企业大多是小本经营，就如我最初开的小商店，普遍都是百元以下的商品，甚至几块钱、几毛钱、几分钱的商品，摆满一个60平方米的商店，也就几万元的价值。而如今的录像机、投影仪、摄像机大多是数千元或数万元的商品，大多数走私者都是从南方一次偷偷带过来三两台录像机，卖完了再回去采购，那时我开始显示我的“大手笔”——一次就买价值几百万元的货，这在那时的南方也算是个超级大客户了。

我从银行申请了几百万元的贷款，并通过公证处做了公证，授权给张小冬，让他去南方负责采购商品，我在北京负责销售。张小冬拿着几百万元的授权书一亮相，身份、地位就大不一样了。那时的广东人已经开始发家致富了，他们看不起北方来的“倒爷”，这些“倒爷”大多是小打小闹，“倒”一次背上两麻袋的衣服、化妆品，加起来也超不过十万元，要倒腾电器商品就更没多大油水了，像张小冬这样能拿出几百万元来采购的大客户少之又少，或绝无仅有，因此我们也能成批地拿到最低价的货。我们无法追溯这些货物的来源和是否走私，但我们会在合同中要求有进口报关单和合法手续，以确保进货的安全。

张小冬将采购单和报价传真回来后（那时传真机和复印机都是少有的“先进武器”），我就开始张罗销售的事，有的给了各专卖商店，有的给了学校，也有的给了电视台，那时连北京电视台都来我这里订货，商品还没运到北京，我已收回了大把的银子。

当时做过的事里，最牛的是：我是中国第一个包了军用飞机来运货的商人。那时运货用的是一架安—24型飞机，载重有几吨，装了满满几卡车，从广州到北京费用是一万多元钱（当时北京到广州的飞机票只有91元钱）。但我这个可以调动几百万资金的大经理，同时也是搬运工，大半夜的将这些贵重的商品从一楼搬到三楼。每天《北京晚报》的中缝都是新品公司的广告，而新品公司的商品价格就成了北京市同类商品的指导价格，那几年北京市录像机的价格差不多是由它们决定的。

1984年的春天，西城区经审批立项，准备对西单老商业区进行拆除重建。

西单是北京传统的三大商业区之一。东城由王府井、百货大楼、东安市场组成了一个热闹的商圈。崇文、宣武则合用着一条前门大街，这是元代就有的一条商业街（元代时丽正门外通往郊外的大道就是它的前身），顶至南头就是传统的天桥，大街西侧分布着全聚德、瑞蚨祥等老字号，也有传统的八大胡同。西城则主要靠西单一条街，从西单牌楼到西四牌楼之间零散布着中国书店、又一顺、砂锅居等老字号，最集中的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的西单商场、新华书店、食品商场、红光电影院这一商圈，既有茶楼、曲艺院，又有餐饮、书店与百货商场。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让西单的建筑大片倒塌或成为危险建筑，于是西城区决定将这一片危房拆迁，将几十家零碎的铺面变成一座现代化的大楼，形成集中的大型商场，平复地震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