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是自由的伴随物。当你能相对“自由”地追名逐利时，焦虑即空前增加。《身份的焦虑》（Status Anxiety）的作者阿兰·德波顿（Alan de Botton）提示中国人：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为何身份的问题会令我们寝食难安呢？原因甚为简单，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他人都笑颜逢迎；而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只落得人走茶凉了。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唯恐失去身份地位……”

是的，我们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围。传媒、饭桌、颁奖大会，无孔不入地叫嚣：要成功！要成功！

我们能接受一个远在天边的人的成功，却不能接受一个身边的人的晋升或中彩。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感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对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把他扔到繁华的大街上却无人关注。

假如“自我”是一个气球，里面装着别人对你的评价，那你就被别人的尊重或鄙视规定了。

对身份地位的渴望，同人类的任何欲望一样，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激发潜能、力争上游、阻止离经叛道的行径。于是你不可避免地患上身份的焦虑症。而做一些“离经叛道的行径”或许正是救赎之道—做些无用之事以治愈时代焦虑症。

你有过一个幸福的童年了吗？

关于该不该让孩子做“没用”的事，力挺派认为“没用”的东西最有价值。伟大的艺术都是在“没有用”的情况下诞生的。但多数中国人成长的路径，都是被逼去做那些社会认可的“有用的事”、“正确的事”，我想，这正是这个时代的人不快乐的根源。